姜云松心中无限惆惘，情绪如一团乱麻。

    望着窗外不断往后闪去的白桦林，他一会儿想，远东距离莫斯科那么遥远，交通那么困难，我们的前辈怎么会给万里之遥的沙皇打败呢！一会儿，他又陷入对吴丽萍变故的忧愁里头。

    几天来，他拿着她的信反复琢磨，信纸都要揉烂了。

    他抱着一线希望，回到家里只要把玛丽琳娜的事情跟她解释清楚，就会没事儿的。

    想到这里，他又为与爱妻阔别一年重新团聚而兴奋。想象他们见面时，将怎样倾诉思念之苦，两人相亲畅意无限，久别胜新婚肯定痛快之极。那时向她婉言劝慰，必定会冰释云散，重新绽开迷人的笑靥。

    三

    列车到达北京站，姜云松没见到吴丽萍来车站接，开始感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了。

    他敲开自家的门，看见吴丽萍站在门内呆呆地看着自己。没有一丝笑容，只见脸上布满愁云，一股爱怜的情绪顿时涌了上来。

    他放下箱子，想要拥抱她。她轻轻把他推开了。

    他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她的误解竟然这么深，只好想办法慢慢做工作了。吴丽萍默默侍候他洗澡更衣，把热在锅里的饭菜端出来给他吃，就是不说话。

    姜云松看她消瘦了，感到心疼，就说：“我自己来吧。你是不是病了，休息一下吧。”

    听这话，她更难受了，眼泪滚落下来，说：“你不要这样心疼我。我不值得你疼！”

    见她说话了，姜云松乘机解释说：“你误会了。我跟玛丽琳娜之间清清白白，什么事儿也没有的。一个白人姑娘，根本就不可能。”

    听了这话，她哭起来：“我知道的。她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他不明白了：“哪你为什么要离婚？”

    “问题是我有事儿了。”

    姜云松更不明白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大哭起来：“我对不起你！”

    “为了让我出国，你独自一人操持家务，进进出出都是一个人，是我对不起你。”他安慰她。

    她大叫起来：“不要你这样疼我！说这些话，只会让我更难受。”

    “为什么？”

    “因为我跟陈文涛有事儿了。”她咬牙说了出来，免得来回兜圈子让她更难受。

    他的眼睛呆住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抱头痛哭，不说话。

    他看她这个样子，只好耐心坐在她身旁等着。

    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儿了，心里乱糟糟的。不知往下该怎么走，只好听凭她哭够了再说。

    时间一点点过去，她的哭泣声时大时小。姜云松递给她毛巾，她接过去捂着脸还是哭。

    哭了半个多小时，她觉得老哭下去也不是了局，决定还是把事情源源本本说出来，才能有个了断。

    于是，她断断续续说了起来。

    她先讲了陈文涛借练声乐对她非礼，接着说出那个事件之后的情况。

    发生那个事件后，吴丽萍很长时间没去找陈文涛培训。

    后来，陈文涛几次找她检讨，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冲动。恳求她务必恢复训练，否则无法向他母亲交代，并对她说：“千万别让我母亲知道。”

    听他提到了杜慧娟，吴丽萍不想让恩师伤心，从内心也不愿意失去这么好的补课机会，就答应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恢复训练。

    此后，他果然对她必恭必敬，一个指头都不曾碰她。

    见他这么小心翼翼，她倒有些不安起来。人家是老师，义务教学还要察言观色讲话，她心中不忍就主动跟他亲近，让两人心中的阴影尽快淡化。

    两个月后，两人关系渐渐恢复正常，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就在玛丽琳娜从北京走后一个星期，吴丽萍参加演出，陈文涛跟着去了。演出结束，他送她回家。

    走进她家里，他看了看屋子，感慨说：“你有一个温馨的家，令人羡慕。”

    她见他黯淡的神情，就关切地问：“你那口子待你好吗？”

    他叹口气说：“我跟她结婚，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就跟她讲起跟妻子李冬梅相识的经过。

    一九六六年，他读高中三年级。“文化革命”一起来，上大学的路子被堵住了。

    不久，父母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批判。他为了表示与父母划清界线，就待在学校里很少回家。

    两年后，上边号召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就报名去五台山下的李庄插队，想在艰苦环境中洗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

    到了农村，陈文涛才体会到，农村生活远不是像诗歌写得那么浪漫。他出生在双亲都是教授的家庭，优异的生活条件使他自小娇生惯养，哪儿吃过这种苦。

    每天苞米面窝头就咸菜，熬白菜里一点儿油星都见不着。他吃着就像喉咙长疮一样，怎么也咽不下去。那些繁重的农活儿他从来没干过，每天下地回来腰酸背疼，晚上睡一觉也缓不过来。第二天早晨躺在炕上，他觉得体乏无力不想动。无奈同伴们都到院子里去洗脸了，怕人说自己闹情绪，只好咬牙爬起来。

    到农村一个多月就冬天了。他不适应黄土高原上的寒冷患了肺炎，发高烧几天不退，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这时，他特别想念在北京的妈妈。有一回他发高烧，把妈妈急坏了，赶紧送他进医院，流着泪守在病床边。在妈妈精心护理下，他三天就出院了。

    他忽然想起去年在学校的一次会上，自己慷慨激昂地发言，表示要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线。一个人躺在炕上静静想这些，他的心开始痛起来。愧疚自责让他格外难受，眼泪止不住在脸颊上流淌。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了？”一个温柔的女声在陈文涛的头顶问道，他觉得像是妈妈的声音，激动地抬起眼睛搜索。

    一位苗条的姑娘正站在他头顶的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