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情人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1)
办完离婚手续的这天我和李显终于平静地在一起吃了顿最后的晚餐。想说孰是孰非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我们怎么就从言语攻击到最后变成了拳脚相加。我想我们还是差异得太深,以至根本没法参进彼此真正的世界。
结婚几年了,我想添些必要的家具,可他就是不舍得扔他那些没用的报纸。1912年的报纸都有,嘿,有什么用啊?我可以尊重他收集东西的习惯,可报纸最后都上了床了,挨着墙那边码着。我也就从靠里边换到了靠外面。报纸不停地增多,从占床的四分之一到占床的三分之一,他还洋洋自得说亏得结婚时买了个大床。这床都占满时他怎么办?我看还是我先下床算了。不知道这个时代怎么还有像他一样充满幻想的男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他姐刚出生的孩子。走到国际展览中心时他突然说“农展馆里有个世界上最大的南瓜,一直想去看看都没有机会。怎么样去看看?”我差点没气死。我说“你怎么还有这份情怀?”他又开始给我讲人应该诗意地生存。我没有耐心听,我说“要去你哪天自己去。我拎着这么多东西怎么跟你去?”
好在这是个多元的社会,人都有自己追寻的那片天空。我们终于在分手时理解了对方。我们惟一没做错的地方就是没要孩子,这使离婚轻松也顺利了很多。他妈一副“我儿子终于解放了的”表情,仿佛我是母老虎似的。我也受够了他妈,总拿看街头女人的那种神情看我。不就是一个教授么?我也是大本毕业啊。我父母还都是司局级呢。
我父母都是开明的人,三年前妹妹嫁给一个大她12岁的日本人时他们没有设置任何阻碍。但我的离婚还是给他们不小的打击。他们四室一厅的房子始终留着我的房间,我在离婚的最初一段时间也总在那儿蹭饭吃。可我受不了他们沉默的神情,总想找机会出来。这时候大学同学王建死乞白赖地动员我和他一起下海办公司。在公司当然就忙了,我有了借口就从父母那儿搬了出来。先是在南城奶奶去世后一直空着的大房子里住了一段,后来父亲又分了一个两居就让我搬去了。
别人眼里的我外向也很能干,但在国家机关呆久了是不是适合在公司干我心里也不清楚。我之所以决定出来是因为李显和我一个单位,就一个处。觉得别扭想换个新环境,就这么着出来了。
还真有些不适应,上班前几天我还坐在那等着送报纸呢。
也没有班车。公司刚成立又是自己的,得细打细算,所以只能挤公共汽车。上班第二天等车时下起了雨。天气预报说下午有小阵雨,可大早上就瓢泼起来。都计划着生活,站台上的人都纷纷撑起了雨伞。有一个男孩——至少看背影是,背着牛津包过来站到了树下。细小的柳树是没有避雨的功能的,那男孩衬衣的颜色在慢慢变深。想过去让男孩站到我的伞下,可又觉得有些不合适。犹豫什么呢?是怕被这个男孩误解?是怕站台上别人的异样眼光?没有别的想法,换成一个女孩我也会这么做的。我想,越下越大的雨也鼓励了我。我走到那男孩身边说:“咱们打一个伞吧。”
那男孩用基本上是惊慌的眼神看了看我说“谢谢。”
旁边的几个人也在看我。
为了不让别人,尤其是男孩误会,我没有问他一句话,站得也离他稍远些。李显一直嫌我不够温柔、体贴,现在我想他说的可能对。在和陌生男孩共用的这把伞下我想,要是此刻李显意外地走来,看到我为这男孩撑伞,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有了这男孩才故意制造事端和他分手的吧?我还能假想这么个故事?我想,这可是跟李显学的。
我的手臂有些累时,男孩说:“我来打会儿伞吧。”
我这么高,他为我打伞也不轻松。我说:“没关系,车一会儿就来了。”
我右边的袖子已经湿了,我把夏奈尔牌的皮包稍稍往伞下拉了拉。站台上的一个男人一直假装无意地看着我。
我在这把伞下和这个陌生的男孩有些生硬地站在一起,回想我那失败的婚姻。
男孩一直把头稍稍偏离着我,什么话也不说。但我看见他的喉咙哽咽着。雨越下越大,车却仍旧不来。胳臂实在是累了,我的右手也过来举着伞,正好也可以躲到伞下。出租车不停地停下又开走,小公共也猛闪着来去。我想这是个起码不富裕的男孩,连小公共都不坐。
我空洞地看着雨中的一切,想车快来吧,结束这尴尬的相处吧。我更多的还为自己的行动吃惊。我这个从来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怎么突然做起好事来了?莫非是李显对我的潜移默化?有一次我们在超市买东西。小姐算错了,多找给我们22块钱。“你算错了。”李显说,像等待着戏剧性的结尾一样。为了说明他知道这算错了不是少找了钱而是多找了他随即补充了一句,他带着笑说“你找多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我太了解他了。可是小姐一点感谢的意思也没有。这正是我所气愤的。小姐算了一遍,又算错了。李显就说“你多加一个蛋黄派,减去一个海苔卷不就对了?”蛋黄派、海苔卷,这都是他吃的东西。看看,这像一个成熟男人吃的东西吗?小姐又算了一遍说“这回总对了吧?”好像我们欠着她什么似的。他无缘无故地帮助人顶让我气愤了。有一次,几个朋友如约来到了家里。可左等右等不见他的影子。他终于回来了。他说“下车时看见一个残疾人向别人打听哪有旅店。我看天色已晚,别人又对他那么冷淡,我就说我知道让他跟我走。他的腿得在空中晃一圈儿才能向前迈。为了不让他觉得尴尬,我就很慢很慢地陪他走。走了一会儿他说怎么还不到啊?好像我是个骗子似的。我心想像你走得这么慢当然走不到了。可我还得安慰他说一会儿就到了。”我有些忍不住了,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以后愿意做好事就做,但我求你回来别说,没人愿意听。”我还是强忍住做了饭。我做了七个菜。想到昨天做的德国炖肉也很有特色,就又加工端了上来。我把这道菜打扮得花红柳绿的,看不出一点剩菜的模样。可是李显看出来了,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高兴,他几乎是惊叫着说:“嘿,这不是昨天那道菜吗?”
要是现在站在这儿的是李显,他会怎么办呢?没准儿就把伞留给这个陌生人说“给你吧。我家离着近,我再回家取把伞去。”
在头中几亿公里长的神经中可能有一厘米这种想法吧:我不是坏人,能顺便帮别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他们的。可是在雨中为一个陌生的男孩打伞还是超乎了我的常理,总不至于想到自己从前不够温柔、体贴,现在想找机会表现吧;也不能见谁就跟谁表现啊。想什么都没有用了,就当今天不是自己一回吧。
380路车来了,我看他没有上的意思,我也没有上。
“你坐什么车?”男孩终于转过身来问。
我说:“380、406都可以。
“380再来你就先走吧。”
我说:“这么大雨你怎么办呢?我等你一会儿。380走了,406就来了。”
男孩就接着转过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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