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曾延军被团党委批准入党的第二天，厄运就临头了。那天是“编队”基本队形放单飞的日子。早晨，我们正要上车去机场飞行，中队长把曾延军从队伍中叫了下来，说41，宋政委找你有事。我们当时都没在意。可直到开飞时，曾延军也没来机场。整个一上午都没来。我们就觉得有什么事了。而且是很大的事。

　　中午飞行回来，我和孙晓晖发现班长的床上空了，床头柜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曾延军的笔迹：“张小飞、孙晓晖：我现在的心情非常难过。我姨夫因在学校里说了错话，被定性为现形反革命。我为有这样的姨夫感到耻辱。我再也不能飞行了，马上离开飞行大队，所以，来不及和你们告别。团里分配我去机务大队当机械员。谢谢全班同学对我班长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曾延军。”

　　我和孙晓晖看完纸条，心里都不是滋味。虽然我们对曾延军有看法，但我们还是觉得班长天生就是一块飞行的料，飞行技术在全大队没人能比，前程不可估量，因为这样一个自己无法把握的问题而停飞，太冤枉。我们只有同情，不敢幸灾乐祸。因为我们也无法把握自己的任何一个亲属都不说错话。这样一想，就感觉前途未卜，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主观上再努力，也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心情都很沉重。

　　晚上睡觉，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孙晓晖。我们大眼瞪小眼，沉默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在停机坪上检查飞机时，看到了曾延军。他身穿一套崭新的黑色帆布机务工作服，正低着头用独轮车推冷气瓶。我喊了一声：“班长！”曾延军抬头一看是我，脸上露出苦笑。我发现他的双眼又红又肿。我猜想，曾延军昨天晚上一定哭了很长时间。

　　这以后，每个飞行日我都能看到曾延军身穿黑色工作服在飞机旁忙碌的身影。只是他总低着头，有意回避我们。我也就不再喊他。我发现曾延军的黑色工作服已经蹭上了不少机油，前襟发亮光，看来他真是埋头苦干了。这让我想起他在班里扫地，两次想起毛主席教导才把地扫完。眼下的曾延军和那个讲用会上的曾延军已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