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我们的服装厂开张了，名字叫兴华服装厂。

　　“你接受了周艾的八万块钱？”我忍不住打断他的叙述。

　　“恩。”他用一个字回答了我。他对我的插话，显得很高兴。

　　“那么，你跟你老婆离婚啦？”我进一步问。

　　“离了。”他说，正在那个时候，我娘生病，挺重，我女人求人打电话给我。我从上海赶回家。我娘住院时，我女人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千三百块钱，我娘是肺病，要切除半页肺，手术费要交五千。没钱哪，我东奔西走去借钱，下碍屁股上碍脸哪。说我没钱，乡邻们不信，纷纷说，你在外头混这些年，人五人六的，能没钱？没钱还在外头瞎混个啥？不在家守着老婆孩子安安稳稳过日子？我知道人们都把我当成了二流子，连看我的眼神都是别样的。妻子就在病床边陪着老娘抹眼泪。我娘做完手术，我连回上海的车费都没有。当时我心里的感触别提有多深，没钱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愿过了，我就下定决心创业搞钱。晚上，我半真半假地跟我女人试探，说有个有钱的女人要给我投资创业，但前提必须娶她。妻子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她看了我半天，半天不说话。我十分后悔跟她讲这事，我娘生病，人家……比女儿还孝道。不料，最后她定定地说，只要你能好起来，我同意。不过，离了婚，你得允许我占着这个家，不许你不顾俩孩子。我说，那当然……你放心……妻子说睡吧，明天我跟你去办手续。

　　那一夜，妻子翻身打滚睡不着觉，我也把眼睛在黑暗里睁了一夜。但她没再同我说过一句话。第二天早起，我发现，她的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们到乡政俯办了协议离婚。自打签下字，妻子的眼泪一直没干过，但她却没有哭，连抽泣声儿也没有。回到家，她就拉被蒙头扑到床上放声大哭。那时，我娘被我妹妹接去家调养，不在家，两个孩子也上学去了。

　　中午，她给我烧好饭，出去借了五十块钱塞给我，说你赶快走吧，我不能看到你，看到你我就想哭。

　　下午我走时，她平生第一次把我送出村子。分手时，她对我说，外头好混你好好干，一定要往好里待人家。如果不好混，哪天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这个家到哪天都是你的。

　　我感动得不行，上前去抓她的手。她没让抓，一甩，避开了。

　　坐在车上，我一路上都在想她的不容易。结婚十五年，早年我在部队她独守空房，后来复员回乡我又出来瞎混，田里家里都是她一个人。一个女人家，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侍弄着十亩田地……我刚从部队复员那年秋天，晚上天阴得很重，妻子十分担心天会下雨，她切了一千多斤山芋干晒在田里，一旦下了雨，那些山芋干就会烂掉。我安慰她，如果下雨，烂掉拉倒。她没说什么，打水给我洗了脚，我就上床睡了。一觉醒来，不，是风雨声吵醒了我，其时已过半夜。我一看，床上没有了妻子。娘在另一间屋里告诉我，八成兰花下地拾山芋干了。我打一把电筒到田里去找，老远就看到我家承包地里有一盏马灯的光在风雨中摇拽。走近了，我看到妻子满身满脸都是雨水，而架子车上，四五麻袋山芋干被一块白色大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儿子，已经九个多月了。淋了那场秋雨，回家她就病倒了，连日高烧，第四天傍晚，我们的孩子出世了。我真是愧对兰花啊，我想，哪天混好了，有钱了，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道“难道，你回到上海就跟周艾结婚了吗？”

　　“没有，那以后许多日子，我满心里塞的都是对妻子的愧疚。我实在做不到离了这头马上就去结那头。”他说。

　　“你没有同她结婚，小周的钱怎么愿意给你呢？”我问。

　　“我给她看了离婚证书，给她写了一份保证娶她的保证书，另外打了一份八万块的欠条，她就把钱给了我。”他说，脸上的表情复杂。

　　女人，这些女人啊。我在心里感叹道。

　　我们服装厂开业那天，镇工商联，个协，工办，税务所等单位都给我们送来了花篮，表示祝贺。出乎意料的是，新豪的陈总和曾伟良也来了，他们拿来了两只花篮。我和石金兰不免有些尴尬，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跟曾伟良不时走动，都是单身在上海，相互邀请喝喝酒，也算增进了友情。但陈总这个人，他手里有着不止一家企业，也不长期在华新住，给人感觉一种莫测高深的大老板的派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第一次在枫桥渡大酒店，那晚，他莫名其妙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任何环境，我住的房子必须至少留两个门。他的这句话使我想了许多年，即使现在沦落到这样了，我还时常思考他的那句话，是他出于安全计，防火？防抢……？还是隐喻做事前就为自己留出退路，做任何事都不孤注一掷？更主要的，我们出来独立办厂，等于在挖他的墙角啊。我跟石金兰有些讪讪地迎上去接花篮，石金兰脸上更是难堪得通红。就在我们伸出手，嘴里说着欢迎、谢谢这些话时，陈总将手里的花篮一丢，抢前一步跨到石金兰面前，劈脸给她两个巴掌。石金兰踉跄了一下，跌倒在厂门前的水泥地上。等她抬起头时，我看见血如两条细长的虫子，红红地从她的鼻孔里爬出来。我从最初的愣怔中醒过来，上前跟陈总理论。我想，你这么大的外资老板，怎么这么没有修养，怎么能以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打人呢？不料陈总气愤地指着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石金兰说，我想不到你们中国人，不，是安徽人，这么卑鄙。你开工厂，我没意见，你辞职，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都不干我事，但你不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边在我公司上班，一边暗暗在外面注册企业。一切办妥了，要开张了，辞呈往桌上一放就带着几十个工人走掉。我真是枉看重你啦。要是在香港，我非起诉你不可。说完手一挥，他和曾伟良扬长而去。

　　在地上，石金兰一叠声地说，对不起，陈总，对不起，是我不对。

　　事后我越想越气恼，你香港佬也太倚势欺人了，周艾和我要去找陈总理论，石金兰拦住没让去。她说，本来就是我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怎么有脸去找人家？

　　周艾说，难道你就这么白挨一顿打啦？

　　两巴掌我还能经得起。石金兰说。

　　周艾在厂里主管生产，从此不再坐台。我和石金兰跑业务。我们兴华服装厂技承新豪，但并没有去抢他们的生意，石金兰说，我们那样做就太不道德了。我们主要给一些企业做工装，做工装数量可观，但利润微薄。石金兰对我和周艾说，我们就先从这条路走起吧。

　　从此，我和石金兰上海、无锡、南通、宁波到处奔波，我们终日地坐车、谈判、喝酒……石金兰发挥了极大的生命能动性，有时，甚至还得牺牲作为女人的尊严。

　　有一次到宁波出差，坐在火车上，石金兰问我，我们俩这样整天出出进进，你家周艾有没有意见啊？

　　我说，她有什么意见？说话时，我看到了她专注望我的眼神。我会心地对她笑笑，说，她爱有不有，反正，她又不是我老婆。

　　她说，人家可不就是你的老婆吗？

　　我明白石金兰的心思，也懂她话里的意思，男人和女人之间，只要有了开始，有了第一次，想刹住车是很不容易的，以后的二次、十次、百次……就会做得从容而又理所当然了。我们一块儿出差，只要身体允许，总要在一起一两回，每次石金兰都会对我说“谢谢你”这句话，回到厂里，她都会对周艾格外亲热，格外好。有一天晚上，周艾趴在我身上要求我。男人就是这样，一旦透支了激情和精力，就不免疲软。周艾见我没有作为，就说，哎，跟我在一起，你总是焉头耷脑的，不会和石金兰有事了吧。

　　我故意绷着脸说，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个正派女人。周艾说，她每次跟你出差回来，总对我那么好，叫我心里怪不踏实的。她一对我好，我就怀疑你们有事。

　　你怀疑什么？人家那是像姐姐一样关心你，亲热你。我说。

　　我怀疑她心中有愧。周艾一本正经地说。

　　我暗暗想，这个女人倒挺敏锐的。

　　南通一家机械厂要求订五千套工作服，我跟金兰去签合同。接待我们的是后勤采购部的马主任，那是一个四十七八岁的大个子男人，圆圆的脑袋有点儿败顶，脸上还有几颗金钱麻子。我们是下午到的，他到宾馆去看我们。我发现他看石金兰的眼神不对头，是那种叫我不舒服的色迷迷的眼神。他说他们还要另外加订三百套西服。他说这话时，极具侵略性地长久地看着石金兰。我们拿出合同，但他迟迟不签。我们以为是价格问题，不料他说价格不是问题，你们是私人小厂，我们也不会太挤压你们的利润。我以为他想要回扣，他说，你不了解我们这里，那一套，都不搞的。我就想到了他想要什么。

　　晚上吃饭时，马麻子对金兰就有些把持不住。我心里极不痛快，何止是不痛快，是一种痛，是一种自己女人被人奸淫了一般的痛。金兰一眼一眼地暗示我。

　　酒喝到后来，麻子的言语和行为都分外放荡起来。

　　我心里有一股火在熊熊燃烧。我快克制不住要发火的时候，不料金兰对麻子说，我们洪厂长酒喝多了，你们稍候，我把他送回宾馆休息，再回来陪你们。

　　马麻子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色迷迷地盯着金兰看。

　　我甩开金兰扶我的手，瞪着麻子说，我没醉，我不回去。

　　金兰对麻子好看地笑笑，说，已经站不稳了，还说没醉？又回头对我柔声说，咱不喝了，咱回去休息，噢？仿佛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哄她的孩子。我无法抗拒她母性的柔情。

　　突然，麻子朗声大笑道，好好好，石小姐，你送他回去，我们等你，等你。小王，把洪厂长送宾馆去。他对他的司机说。

　　一进房间，我就发火，我说这笔生意老子不做了，明天我们就回上海。金兰说道，你犯神经啊？她的脸红红的，有些淡淡的恼意。

　　你看那麻子，什么东西？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对她吼。

　　我怎么不明白？我明白。金兰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不做他妈的这笔业务。

　　做，凭什么不做？她盯着我问。

　　你？……难道……？

　　为了生意……唉！她长长地叹一口气。

　　我不允许！我叫喊。金兰沉下脸，冷冷地对我说，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丈夫吗？

　　我说不就是一笔生意吗？金兰，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牺牲？

　　她拱进了我的怀里，一分分地抽泣起来。几个月的奔波，她的肩胛明显的瘦削起来，她的脸色也不如以前丰润光洁了。

　　很快，她从我的怀里抬起头，拿毛巾拭拭眼睛，对着壁上的大镜子拢拢头发，温柔地对我说，你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我很快就回来。

　　她回来得很晚。她回来时，我在房间里整整地抽光了一包牡丹烟。她回来就一头钻进了卫生间，哗哗地放水洗澡。她放了两遍水，洗了两遍，出来时，她神情疲惫，面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但她带回了签好单的合同。那一笔，五千套工装加三百套西服，我们赚了八万块钱，恰巧是周艾借给我的数额。一样的金额，我心里总也抹不去隐隐的感觉：它们也是一样的来路，每每想到，我心里总是生生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