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我们的服装厂就小有起色了，由最初投资的十万元雪球一样滚到了七十万元。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对前景充满了无限希望。我们正准备甩开手脚，大展宏图之际，不料恶运已悄悄降临到了头上。一天夜班，金兰带着工人赶一批服装，突然晕倒在机器旁边。平时出差回来，金兰总是不休息，一头扎在车间，跟工人一起干活，有时和技术员共同设计新款服装。

　　我们连夜把金兰送到医院，经检查，她患了肝癌，已届晚期。我心中的痛是撕心裂肺的，我紧紧地拉着医生的手恳求，我说医生，无论如何，无论花多少钱，你们一定要治好她的病。

　　我们会尽力的，医生说。继尔他问我，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医生无奈地对我说，可惜啊，太晚了。

　　周艾从后面一把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后背上压抑地哭起来。

　　我心里清楚属于金兰的沉重和痛苦：生活给了她太多的不幸，丈夫出事，自己下岗，漂泊他乡后终日牵挂孩子，一个女人整天像一个孤魂一样在虚空里飘着，没有归依感。而她的心里又有太多的渴望，一方面倔强，一方面又太善良。我们创业以来，从来没有过好的饮食和休息，奔波来奔波去，为了签单跟客人斗智斗勇，拼酒，拼……往往等于在拼命啊。现在许多人都有晦暗心理，同一个人在许多时候会产生晦暗心理，当他面对着一个女人时，总忍不住产生戏谑、捉弄甚至占便宜动机，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动机付诸行动。而为了业务，金兰几乎不懂得拒绝。

　　金兰在医院里治疗了三个月就不行了，转回了老家。她知道属于她的日子不多了，要求最后一次到厂里来看看。我借了一只轮椅，和周艾一同推着她到办公室，到车间等地到处走走，四十多名缝纫工人，大多数都是老乡，都是当年跟金兰一道来上海的工友。大家看到她那个样子，形容枯槁，头发稀落、零乱而又灰暗，嘴唇白蜡蜡的毫无血色，几乎所有的姐妹都哭出了声。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儿，围上来拉住她的手哭泣。她一个一个握大家的手，并且一一在姐妹们的手上轻轻拍拍，她显得那么吃力，她想对大伙儿笑，她想安慰大伙儿，眼里却噙着两颗硕大的泪花说不出话。我们推着她走过每一台机器，她伸出手，在那些她无比熟悉的机器上十分留恋地抚摸，直到抚摸完了最后一台机器，然后努力抬起头，虚弱地对众姐妹说，姐妹们，再见了。今后，我希望你们好好干，好好努力，把这间工厂当成自己的产业，姐妹们，这可是咱们淮岸人在上海创办的产业啊，我在这里拜托你们了，谢谢你们，我的姐妹。我又听到了她说出的“谢谢”这个词，这会儿听到它，叫我无法不想起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温存，叫我无法不分外伤感和痛心。

　　我租了一辆桑塔纳送她回乡。我和周艾、还有金兰的母亲陪同金兰，一路上，她都是依在我的怀里，她脸上的表情平静，安详。快到家的时候，她轻轻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心愿，走时，我希望躺在你的怀里。说这话时，她两眼炯炯地望着我，眼里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你能答应我吗？她问。她没有回避坐在旁边的周艾。

　　周艾看看她，又看看我，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里滚落。金兰姐——周艾禁不住喊道，一只手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是一份太沉重的嘱托，我考虑到她的丈夫、儿子及全家诸亲人，我不能贸然答应她。

　　她的目光黯淡下去。

　　周艾的一只手捏着她的手，替我答应，好的，金兰姐。

　　她用枯柴一般的手回捏了捏周艾，惨然地笑笑，说，谢谢你，周妹妹。

　　金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躺在我的怀里。他还有三个月就刑满的丈夫被特许回来两天，见她最后一面。她的丈夫见到她，把她抱到怀里放声大哭。最后，她是握着她丈夫的手闭上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