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人们渐渐淡忘了玲玲和小林的事。人们再也没有兴趣议论这件事了。

　　小洪慢慢从离婚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他卖掉了收割机，和表侄永春一起做起了粮食生意。他没有和玲玲复婚，今后也不打算和玲玲复婚。这件伤心的往事了伤透了他的心，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无法做到不去想这件事，不在乎这件事。

　　小林带着妻子兰兰去深圳了，他们在那里的日子过的怎么样，谁也说不清，镇里的人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小林和一个老板的女儿好上了，抛弃了兰兰。有人说小林刚去的时候，经人介绍，在一个厂子里当行政主管，他能说会道，还会写，工作起来得以应手，老板挺器重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小林在家里的那件事又传到了厂里，厂里又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了，这让小林十分恼火。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人们还要议论这件事，这不没完没了吗？他最忌讳别人说这事，又和同事吵了几次。最后，老板怕影响工作，把小林炒了。小林后来又到别的厂里工作，但都没干多久就不干了，不是太累太脏，就是工资太低，他受不了。他情绪很低落，整天在出租屋里发闷气，像变了个人似的，抽烟，酗酒，不久还迷上了赌搏。兰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劝小林出去找份工作，不要赌了。小林根本不听劝，兰兰稍微说重了点，对兰兰不是骂就是打。兰兰很委屈，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是忍一天算一天了。日子越来越拮据了，兰兰只好去了一个皮鞋厂做工，靠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维持她和小林的生活了，有时还得父母寄钱接济她。小林不再是以前英俊潇洒的小林了，也不是以前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小林了。现在的小林，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酒鬼、赌鬼。

　　不管哪种说法是真是假，这些只是被人们当做闲聊的话题而已，谁也不会去较真。人们说小林落到了这种地步，活该，是自作自受，没有人会同情，没有人会怜悯。

　　玲玲还是那样，情绪时好时坏。只要儿子来看她了，她就会高兴的手舞足蹈。如果儿子走了，她又会痛苦不堪，就像丢了魂似的。玲玲的母亲请了好几个医生来瞧过，他们都说玲玲受刺激太深了，已经是精神分裂症了，就是乡下人常说的“神经病”。

　　玲玲的母亲不相信女儿的病治不好，她跋山涉水，寻遍了方圆百里有名的寺庙，每到一个庙宇，她都虔诚地顶礼膜拜，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玲玲能够好起来。她还请了在当地十分有名的“李半仙”、“张大师”，让这些“大仙”级人物来家里作法，为女儿祈福消灾。

　　老人家为女儿的病费尽了心思，但玲玲的病仍不见好转。

　　村里人经常看见玲玲一个人站在路口，目光呆滞地盯着远方，嘴里不停地嘀咕：“涛涛就要来了，涛涛就要来了。”

　　有时，玲玲一站就是一下午，看见有人路过，就上前拉住人家衣服，一个劲地追问：“看见我涛涛吗？看见我涛涛吗？”吓得过往的行人绕道而行，像躲疯子一样的躲着她。

　　如果涛涛很长时间没来，玲玲就天天在村头等。等的心焦难耐时，她就用偷偷带来的母亲纳鞋底的锥子扎自己的手臂，鲜血一点点地渗出，不久就红红的一大片，好吓人。

　　玲玲看到和她儿子差不多大的小孩，就会追着人家喊涛涛，吓得孩子们见到她就远远地躲开了。

　　在村里孩子们眼里，玲玲就是一个疯子，让他们害怕，不敢看她，更不敢接近她。

　　谁也不知道玲玲在村头等过多少回。人们只要是看见玲玲在村头傻傻的站着，就知道玲玲一定是在等儿子，在守望着儿子。

　　这天，玲玲又来到了村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儿子来的方向，仍然不停地重复着那句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的话，一直等着，等着。等到太阳快下山了，她还痴痴地等着。

　　这时候，夕阳挂在树梢上，为树枝镶上了火红的花边。树枝把夕阳切割成一片片，像碎屑似洒在地面上。夕阳像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把西面的半边天空照得通红，燃烧着一片血红的晚霞。

　　不一会儿，夕阳的半边脸蛋没入了地平线，残阳从西山上斜射过来，地面的一切都罩在一片模糊的血色之中。

　　玲玲被血色残阳笼罩着，慢慢地随着夕阳的沉坠，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在黄昏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