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飙之始，我即被定为四类，首当其冲地被定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再度被推向危难的深渊。我早已被打入了黑名单中，还在红原县时，挨批遭贬接踵而至，因而“文革”中必定是在劫难逃。1966年6月30日，州委书记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讲：“文革”的性质，要害是抓 1962年党校问题，朝里有人的问题，发动群众揭发反党分子。1962年的问题，是要害的要害。这样，就把1962年，住过省、州党校204人的材料打印成册，全都定为运动重点。

　　州委书记说：“薛有才这个人，与党离心离德，这次运动不整这些人整谁！”，州委副书记接着说：“把他马上从壤塘县社教工作队揪回来批斗”。州人委人事科长，接受了抓“大鱼”的任务，欣喜若狂，雷厉风行大造声势，反反复复动员启发群众，组织战斗队，白天武装押解劳改，晚上夜战批斗，刀笔剑舌大张挞伐重重围攻。同时不断派人到红原县，由该县县委书记亲自谋划，强令动员下达检举揭发任务到单位、人头，不择手段用诱导无中生有，诬陷株连，牵强附会等等手段，充满不实之词罗织的罪名，搜罗了一摞摞的“反党”材料。1966年7月9日，该书记在常委会上大讲特讲： “再深入发动群众揭发两天，给州委报材料，我们提处理意见，由州委定”。

　　我业余爱好撰写稿件，60年代前后，在《四川日报》、阿坝州《岷山报》发表长篇通讯：《藏族歌手尕克特》、《百岁老人话今昔》等作品30余篇，全被清抄，都被定为“毒草”。民歌中有：“孩儿长大能离开娘，藏民永远离不开共产党”。

　　批判者：“你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作庸俗的母子关系”。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共产党”。

　　批判者：“星星月亮是黑暗的，是反射太阳发光，你这是影射红原县委黑暗”。

　　我在1960年时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由颇有文艺素质全县“第一右”的“右派”冯先生执笔，我们两人合写了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曙光》。运动中原稿被搜去，为此剧本，可害苦了州人委打字员，令其昼夜加班把剧本全文打印成册，好似非正规出版，人手一册，造反派总还是在字里行间，嗅挖到了“毒气”：“你用反面人物的嘴，诬篾我们的党”。

　　《草原曙光》署笔名：“草栎”。

　　批判者：“这两个字，充分暴露了你的反动本质，表明你是草原上的英雄好汉，你反对县委书记反党，决心一反到底”。

　　草栎：草——姓氏者草也；栎——有才本意之反义。（樗栎庸才耳）。这两个字，“反党”之意何在？

　　我劳神费心，省吃俭用，多方收藏的古典文学名著、历史演义、现代小说等文艺书籍和自己写作的一些材料，眨眼间都变为“大毒草”。为避开抄家，我把这些 “罪证”自行偷偷地乘夜幕焚毁，投人烈火中，可是爱心难舍，又火中取栗抢出来，至今仍存有烧前缺后的书籍、材料。晚上焚书烟火易暴露，就往梭磨河中沉，有些珍贵书籍于心不忍，万难丢弃，正好，袁永喜同志（理县薛城区我前任区委书记）秘密地来看望我，即将这些“毒草”转移给他，但以后他也难逃“走资派”厄运，这些书籍最终还是遭到了毁灭的下场。

　　我被抛入“牛鬼蛇神”行列被声讨，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没完没了的训话、批斗，写交待，强迫劳改。有一天劳动至夜幕降临，大地一团漆黑收工，全家人手端面条正要进餐，房门“咔嚓”巨响，三名持抢人破门而入指着我勒令道：“立即收拾铺盖随我们走！”家人哀求晚餐后再走未获准。全家人手端饭碗呆着，在恐怖中挨饿苦度通宵。随即家中人很快煮熟几个洋芋，指使幼女给我送来，到关押室门口被挡，小女儿端着洋芋悲泣涟涟。倔强机灵的小女，趁监守不备，悄悄窜入监押室，看守拖她出去，她却死死攥着我的衣服不放，要陪爸爸坐监，发出撕心裂肺的童嚎声—— ——。

　　同被“专政”的州人委劳改队有州委宣传部葛学惠、州劳动局长王道宏、州工业局长徐众军、州人委办公室翟波、州广播站薛有才。还有华东珍（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之妹。）

　　阶级斗争没有仁慈，对“三反”分子不能手软，白天我们由武装人员押解劳改，晚上挨批，水氏看守长是个极其称职到位的角色，早晚训话，尽挑安排脏、险、苦、累的任务。州人委机关三个大旱厕所的屎尿，要挑到苹果园，倒入每颗树圈围的深坑中，再挑河水反复把粪坑洗刷干净，直至厕所闻不到臭味为标准。一天，看守长入厕嗅到异味，就对我们严厉训斥，取消午休加班劳动，以示惩处。驾驭人力板架车，由城区运载重物到郊外藏乡三家寨，几经陡坡险路，如架辕失控，就会车毁人伤，我拉中杠掌辕，难友牵边后推，稍事喘息，就会招来武装跟班的催赶呵斥。迎面走来一位“左”先生讥辱我们，“三反先生们！”面转向王道宏：“劳动局长！你们就好好地体会这劳动改造的滋味吧！”啊！“忍辱负重”原是如此。厚道的王道宏同志被逼出了回敬语：“我们这里没有”三反“分子，都是”三爱“战友”。老王有胆有识，我们都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毕竟如此投井落石者少见，不少的人是无奈地随波逐流，做出违心的事说出违心的话保全自己，大多数的人是迷惑不解，更多的人是沉默应对，用深情友善的眼神向我们表示同情问候。还有挚友胡昌全同志、藏族干部罗布基同志、冒着“敌我界限不清”的风险，携馈赠礼品，悄悄来慰藉我这个“牛鬼蛇神”，曹正洪同志以隐蔽方法极力为我刻印伸张正义的材料，真是胆大包天，情真似虹。

　　“文革”红色风暴，刹那间就席卷到了雪山草地，要让革命标语口号、毛主席语录祖国山河一片红，州人委机关突创红海洋，高楼全要标语、语录化，楼房高空描绘书写的任务，落到了“三反分子”的头上，我们顶寒冒署，高空施工，一幅幅鲜艳红色油漆制绘的大幅佳作完成，为机关院落增添了无限“革命化”风采。因而，祖国大地红色油漆、红彩料告缺脱销，赤色革命珍品，身价飚升奇缺不足为怪。

　　“三反分子”劳改队，哪里需要那里去，随传即到，给州人委机关带来了无限方便，厕所卫生、环卫清扫、帮厨劈柴、洗涤污秽炊具、清运垃圾、挖地种菜、果树施肥浇水、应急杂活——“三反分子”能人也！事事能，样样通，真乃“万金油，”身价贱、用得上。州人委“三反分子”劳改队被凌辱折磨达八个月之久，并决定把这个劳改队全部遣送正规劳改农场——关口农场，或发配边远的南坪县劳改，因批斗还未收尾，和随后红卫兵的冲击，未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中重点批判我的大毒草《草原曙光》，它的写作过程，确实有些奇特。1960年末，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曙光》写作时风险叠出。这个剧本写的是草原解放初期，消灭暗藏敌特、巩固民主政权、发展生产的生动故事，而它写作时代背景、作者身份却令人倍感惊奇：

　　《草原曙光》（电影文学剧本）作者在40多年后作了诠释：

　　《草原曙光》是45年前的作品。细读数遍，还是倍感亲切。

　　它的故事情节朴实，真切，感人。

　　它的文学描写充满草原气息；

　　它的语言对白简洁，流畅，生动。

　　它不是上乘之作，但它的写作背景却令人赞叹！

　　它可谓是“文胆包天”的人在痴迷发狂。

　　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写作，犹如“地下工作者”

　　它并没有发表，但还受到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青睐。

　　它并没有发表，但“文革”中，还被打印成册，广为散发，作为“毒草”批判。

　　鉴于此，它更有奇文共欣赏的价值。

　　这就是封存45年后，作者愿收入自己文集的原因。

　　2006年元旦

　　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我，爱才若渴竟松懈了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和遣来机关农场劳动改造全县第一“右”的“右派”冯先生秘密夜战创作电影剧本。冯汝涵同志2006年11月出版的《雪域作证》一书第27页中写道：“我由原劳动改造的瓦切农场撤销，回到新建机关农场，换汤不换药，仍然是开荒种粮。上百干部，在海拔3500公尺，无绝对无霜期的高原上，打出”向3500要粮“的口号，真是痴人说梦。回到机关农场，有”贵人“薛有才相助，居然把我安排在机关农场办公室搞宣传、办小报，不用去背太阳过山、修理地球。——人生处处有奇遇，在逆境下我总能遇到好人相助。组织部领导薛有才兼管农场工作，他是一位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领导，这年全国第二批给右派摘帽，县上十名右派可以有一人享此”殊荣“。不知不觉中，薛部长派人调查了我的表现，特别是瓦切农场的劳动表现，支部书记陈福寿说：”表现好极了“，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县委讨论时，一位常委劈头甩了一句：”他是阿坝县有名的大右派！“但关心我的薛部长在会上力争，还是通过了。我记得1960年11月21日，全县开大会宣布我摘帽，五条结论四条优点，我的处境更好了一些，人们可以称我”同志“了，”同志“二字这是多么崇高可贵。入冬后，天寒地冻，雪花纷飞，己不能劳动，我们无事可做。薛有才酷爱文学，不仅和我讨论起文学创作来，而且经过对我的创作水平的考查后，竞”文胆包天“地和我写起电影文学剧本来。他讲故事，拟提纲，我执笔，在招待所借了一间房，神不知鬼不觉地闭门造车。我对牧区生活熟悉，写藏区题材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写电影文学剧本还是首次。一个月后完成初稿，反复修改，誊写，（战友李久臣同志，不畏风险辛劳反复誊写，并发挥他绘画专长，还绘制了封面设计），大约40天，一部三万多字的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曙光》完成了。薛部长很有人情味，时值卫校放寒假，我获准20天假期去探亲。当然我也带上剧本准备寄给电影制片厂。这件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后来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搜去原稿，打印成册，印发批判，但实在找不出有什么毒素，不了了之，退回原稿。薛有才把它压在箱底，40年后，直到白纸发黄，才重见天日，拿出来细读，竟然津津有味。经我稍加修改，收入我们各自的著作文集，颇有意味”。

　　1986年10月、11月，我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为发展党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文革”是部难解的天书，“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人人自危，今天你斗他，明天他批你，“万岁！”、“打倒！”喊声不绝于耳，千奇百怪层出不穷，我们 “三反分子”劳改用人力大板车，阿坝州头号“走资派”坐惯了小卧车的首长，而今劳改也是小车——手推鸡公车。有位州级领导干部耐不住寂莫“不甘靠边站”，着急要站出来亮相闹革命，表态的大字报贴上街，结尾连写三个万岁，却连写了三个“？”号。在批斗走资派的群众大会上，有个左派头目跳上主席台，表白心红志坚的革命决心，竟亢奋失志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些人弄巧成拙，当即以“现行反革命”罪遭来了穷追猛打的批斗。铺天盖地的“革命”大字报，不时出现政治事件，有的把“大海航行靠”舵“手”写为“蛇”，“中央军委”写掉“委”字，这些同样逃不掉“现行反革命”罪责的严厉惩处。

　　“文革”非常岁月，风云激荡，变幻万千怪事迭出，老子不怕你龟儿子战斗队横空出世——马尔康突然冒出这么个造反派组织，它横冲直闯，心黑手毒，颇有战斗力，人见人怕。有个攀登能手，贪财攀登陡壁采取猴经，（据传雌猴月经医用是无价之宝），坠落身亡，不同观点造反派诬陷对方是杀人凶手，抬尸游街，挑起武斗，双方武斗升级，抢炮声不断，战火不息，中断交通。

　　对“牛鬼蛇神、走资派”残酷批斗花样翻新，游街示众由挂黑牌逐步上升：嘴衔稻草、臭骨、剃阴阳头，红原县独创新意，把红油漆涂满头顶，被批斗者个个赤面红发，赤色象征革命么！

　　“文革”中的1968年，红原县的武斗很快波及到牧民群众中，不明真相的人，武装围攻工作队、炸桥梁、毁电线，直至惊动了中央军委。

　　1969年1月，我侥幸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在欢乐的锣鼓声乐中，被任命为：“阿坝州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由州电影公司、州新华书店、州文化馆，三个单位合并组成）。上任伊始，聚餐欢庆，造反派首先给我一个考验，为了表明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是同心同德的感情，今天每桌白酒款由主任拿钱，“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硬着头皮承揽了，岂知，这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薪，全家人就靠这点收入维持生计呀！

　　有天，我骑自行车急匆匆到军分区联系工作，通过岗门只顾前行，突然被赶来的哨兵把我拦下，斥责道：“你为何对伟大领袖不忠？”，他指着岗位旁新竖立毛主席画像：“向伟大领袖敬三个礼，才准进去”。我敬三礼，又加敬三礼以示虔诚。

　　革委会主任之职位，如坐针毡胜似火烤，不同观点的造反派，都埋怨我“一碗水没端平”，革委会主任成了他们的泄气筒，评论的也很尖锐：“穿新鞋走老路，和造反派感情不到位”。鉴于此，任此职十个月后，州革委同意了我的意愿要求，加上广播电视工作的需要，我又调回原单位州广播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