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稍事休整，1950年初，我被分配到茂县专区工作，扛长枪背行装，跟随首长，在国民党溃败残匪的枪声中，徒步行军，穿越郫、灌平原，攀登娘子岭，挺进川西北高原藏羌地区，艰险跋涉数日，到达了目的地：伪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茂县。这是川西区党委派往茂县地区首批地方干部20余人，由梁森林、郜志远、张原、王春清带领及时赶到，旋即成立了中共茂县地委、茂县专署和茂县军分区，由肖新春（179师政委）任书记，梁森林任副书记，专署由张向善任专员，军分区由吴仕宏任司令员。我当时就被分配去了理县（当时县城所在地薛城镇------古称保县，即唐朝建筹边议事楼所在地）。

　　由灌县进山，岷江汹涌，群山耸峙，秃岭少树，风沙大，狭窄的古驿独径，羌楼古碉林立。由威州走薛城镇，迎面悬崖上，刻有古迹斑斑“打通西川”四个大字，这样的羊肠栈道，此四字可谓大言不惭。到了薛城镇，左右笔架山和熊耳山，耸入云霄，孟屯河水从两山间冲出入杂谷河，汇于岷江。唐建筹边议事楼，雄姿傲立在杂谷脑河岸边。薛城城门上方《保障边陲》古迹四字，下边是《红军门》三个朱红大字，弧型城门洞顶，錾刻方正醒目革命标语：《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奋斗到底---红四军宣》。

　　1935年5月至11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及川陕省委，先后经此，历时半年余，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藏乡羌寨，錾刻了不少红军标语：《番夷羌回各成立自己政权！》《共产党是为回番民族找穿找吃的党！解放保护番夷羌回劳苦大众的利益！》，下孟乡沙家寨有户藏民，门口一对石狮座刻有：《拥护红军、扩大红军》八个大字，红军走后用泥灰涂平保护，解放后又复如初。

　　1935年5月25日，红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等人到达理番县城（薛城镇），同年6月1日，召开民众大会，宣布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由9人组成政府。同时在附近十个屯乡，成立了乡的苏维埃政府，全县约有380名各族优秀儿女踊跃参加红军，随军北上。红军走后，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和当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和血腥的屠杀。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灌县是茂县专区门户，已被解放大军进驻，理县伪县长姚佑民将“理县反共自卫救国军”更名为“理县解放委员会”通电起义，理县和平解放。1950年初，我们最初到理县开展工作的地方干部史怀惠、吕学华、郭浩、董绍舒、杨宝瑚等10余人，时至2月16日，正逢春节，薛城教场坝国民党仓库丢弃的臭玉米，是我们唯一的食粮，我们只好忍饥挨饿过大年。

　　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在四川训练潜藏大批匪特和散兵游勇，同当地封建会道门、地主恶霸互相勾结，猖獗一时，这时，成都周围有些县，以及茂县专区懋功、靖化和黑水、草地等县，叛匪均先后掀起反革命暴乱，局势出现反复。1951年4月22日，我军第三次解放懋功。理县桃坪羌寨伪乡长杨耀林、张慎修等，加紧策划，已集结匪众数千人，蠢蠢欲动。只是上孟土司藏族屯兵首领苍定安按兵不动，兵力强大的屯兵拒绝参与，大大削弱了叛匪势力。杨耀林等匪首不顾一切，加紧扩充兵力，叛乱在即，一触即发。兵贵神速，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79师537团团长兰伯庄率部队，如神兵天降，赶到薛城，叛匪自悔晚了一步，暴乱泡汤。如果叛匪提前动手，我地方干部几十人，其后果不堪设想。

　　兰团长率英武之师，威名远扬，在庆祝理县解放大会上，部队鸣礼炮，迫击炮弹，翻过高耸入云的熊耳山、笔架山，击准目标。人们啧啧称奇，大长了人民的正气，震慑了匪众的邪气。薛城镇四处张贴了《共同纲领》、《约法八章》等宣传材料。

　　1950年，3月21日，2米宽5米长，雕刻《理县人民政府》朱红大字的大幅扁牌，挂在“川主寺”新政府大门顶端。理县第一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理县人民政府诞生，本地二瓦寨，14年前长征羌族干部张振福同志随解放大军归来，被选为首任县长。4月，建立中共理县委员会，文化水平高，有领导工作经验的南下老干部石庄如同志，首任县委书记；参加长征随大部队归来的本地羌族干部张志有、查金寿 、藏族干部顾清廷等，和南下干部10多人，充实到公安、各区政府，财贸税等单位，组建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了肃清匪特、征粮、加强民族团结、组建基层政权、大抓恢复发展生产等工作。

　　接着，人民政府通令禁烟，把收缴的60多公斤鸦片，分别在薛城镇和杂谷脑广场，当众焚毁，有些烟鬼，竞抢前张大口，偷吸烟雾解瘾。自此，对“瘾民”，采用教育和强制集训的措施，禁种、禁吸、禁贩烟毒的工作，全面展开。

　　1951年12月，县委确定，在通化区古城村，进行减租保佃试点工作，指派我任工作组长。这项工作，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前奏，成立贫农佃户领导小组，要煞地主封建势力的威风，对地主分子训话，交代政策，指明出路。把地主大户，揪出来戴纸高帽游街示众。工作组熬更受夜，逐一丈量核实田地数量，逐户核算减租保佃细账。试点工作，在当月底结束，本村工作权力全部交给贫农佃户领导小组负责。

　　1952年1月至10月，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五反运动取得了预期成效，打退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一些扩化的偏差，理县刚刚解放还不到两年，全县经济极为贫乏。可是，为了达到揪出贪污分子“老虎”的比例，出现了不顾证据，逼供、体罚，凭口供定罪的情况，凡是从事财经工作或沾经济工作边的人，被打成“老虎”的比例很大，财粮科陈科长（部队转业干部），贪污数额超过了全县财政总额。部队转业县委机关武事务长等，都被打成“老虎”，上山开采石头，为修建县机关房建，投入劳动改造。以后就有了：“‘三反’后不摸钱，‘反右’后不开言”的传言。

　　1950年初刚刚解放的茂县专区，只有三个县首建了县委组织部，我在理县、周文治同志在汶川、马林亮同志在松潘分别在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我们单独一人代表组织部工作，（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共青团员），也要兼任县委内收发和县委书记秘书等工作，可称一身三任，我们多次出席了茂县地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此间，有天我在清理敌伪档案中，惊奇地发现了一本少头无尾，残缺不全，不知名称的小说：“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水泊梁山首领宋江，军师吴用，巧施妙计，卢俊义在壁上写下这首28个字，每句头一个字合为“卢俊义反”藏头反诗，对京城大员外卢俊义步步逼紧，被迫请上梁山，坐上了首领的第二把交椅------我一股作气看完，如醉如痴，急着非要追根就底，弄清故事全貌，借出差去成都工作之余，唯一的任务是反复在青年路街摊书市上淘金：《水浒》、《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荡寇志》、《施公案》、《包公案》、《镜花缘》、以至《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镜花缘》等，还有现代小说：《家》、《春》、《秋》、，《雷》、《雨》、《电》，以及国外翻译小说、电影剧本、文学评论，都在阅读范围之列，我购书成癖，读书成瘾，书是唯一的知音，读书是最大乐趣，我的微薄津贴收入，基本都用在买书上。除工作、用餐、睡觉外，都在争分夺秒地看书。《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反复通读了几遍。边看小说，边查字典认字，直至把一本袖珍字典翻烂。自此，有如走火入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又拿起笔来撰写稿件，不断给省、州报刊投稿。为此，“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其罪状中就有：你反动到走路都在看书，你不带头学“毛著”，却宣扬《红楼梦》、《清江壮歌》等大毒草是佳作。

　　1950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1953年12月至1954年7月，我在理县通化区任区委书记。全区党团工作的任务是，长期下乡蹲点，深入羌山村寨，开展建党建团和基层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解放前，官吏封建势力的盘剥，广种罂粟，少种粮食，广大羌民是原始耕作技术，生产力低下，农具用硬杂木和牛角制成，铁器农具罕见，二牛抬杠耕地枷档力度全放在牛角上。为此，一方面农资部门积极由内地加工调运农具，同时，银行派员，深入羌户，发放支农贷款。由于贷款面宽，金额大，羌民无偿还能力，随后就按救济款救济给羌民。

　　此间，我无意中获得了邹韬奋著《经历》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反复细读。邹韬奋刻苦用功，热爱文学，自强不息，成为新闻记者作家，不畏强权，救亡图存，因获“爱国罪”，与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章乃器、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 对他们正义之举，向邪恶不屈不挠斗争精神无比钦佩，倍受鼓舞。

　　此间，我向公路养护段借来自行车，拜成都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徐世泽同志为师傅，在河边的荒坝中，他不顾辛劳，手把手顽强地教会了我驾驭自行车的本事，使我感激不已。徐世泽同志是位品学兼优，成都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在1955年下年，在任县土改工作团秘书的岗位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疲劳，深夜握笔书写材料，猝死在办公桌前。五六十年代，我们多次去薛城镇公路边，为他扫墓不见坟莹，因扩建公路把墓铲掉了，我们面对大山，和滚滚长流的杂谷脑河，向他的忠魂三鞠躬，寄托我们的哀思。

　　通化区前任区长老红军张志有同志，在深山老林中，逮回黑熊幼崽一只，拴养在区公所院中，在大家精心关照下，几个月后，毛光膘满，后双腿竖起，体高超人。一天，它竟野性暴发，伸出重重的熊掌，把一个同志抓伤，张区长一怒之下，把黑熊处死，全区职工打牙祭，野味佳肴，美味留香。

　　1950年初，刚解放的理县县城所在地薛城镇，唯一的医疗单位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川西区部理县边疆服务部”门诊部，外科手术和内科常见疾病均可诊治，一般均免费就治，一度受到好评。这是美国基督教会勾结国民党四大家族和地方政府，在边陲进行宗教活动，其宗旨是宣扬基督耶稣拯救边民，要人们信奉基督，才能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此医务所于1952年2月被人民政府查封，医务人员录用县人民医院和区卫生所工作。

　　边塞羌区，解放初期，人口稀少，奇趣大自然天蓝、水清、地绿保持了原生态。这天，我们全区干部，在偏远的龙溪沟乡政府开会，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颜同志从小河边匆忙跑来对我说：“薛区委，小河中有条大鱼，跳入河中，伸手可得”。我说：“现在休会，大家快去捉鱼”。有人顺手拿了撮箕，把上下河面堵死，有人窜入河水中追赶，4个人，竭尽全力，才把这条活蹦乱跳足有5斤重的大鲤鱼活捉入厨，高高兴兴地美餐一顿后，下午继续开会。水浅养不住大鱼，小溪中游来如此大鱼，很不寻常。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按上级要求，把农业和养羊业，抓紧抓好，有人说，本来“鱼”、“羊”合之为“鲜”，缺一不成。会后，我骑马急去威州理发，在栈道上，正与骑着高头大马的张承武专员相遇。我对张专员说，我们通化区还没有理发店。张专员说，你们不但要抓农业生产，也要抓商业发展，繁荣经济，全面发展。

　　解放初期，国家正处在严峻的困难时期，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生活条件十分简朴。当时县委组织部长张自禄同志，为家中仅有一套铺盖而犯难，他下乡把铺盖带走，爱人娃儿就是空床而卧，对此县委书记也只能同情，而无法解决。

　　云端的羌寨，是我们长期下乡的落脚地，大抓恢复和发展生产，改进生产条件，逐步改善羌民生活，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薛城乡的立力寨、二瓦寨，从河岸向上，蜿蜒盘旋攀登十多华里，到达云雾缭绕的山巅，这里就是理县第一任县长老红军张振福同志故里，我们与羌胞同住同吃同劳动，吃的是玉米糊糊园根叶子做的酸菜汤，偶吃“三吹三打，”就算改善生活。“三吹三打”，是把连麸小麦面搅和揉成大饼，埋入火塘发烫的灶灰中烤炙熟透后，把灶灰吹吹拍拍打掉，皮黄脆，内酥香，与洋面包相比也不逊色。

　　适量用酒有益健康，嗜酒过量深受其害。每当深夜，薛城镇街头时有醉醺醺羌民男女蹒跚而过，横七竖八随处倒卧在青石街面比比皆是，天寒地冻，区公所干部爱民心切，就把这些深醉如泥的羌胞背到几间客房大铺上休息，使人蹊跷的是，天亮前人去房空，他们嗜酒成性，饮酒则醉酒醒后即返回了山寨，久而久之，如此这般的延续。羌民男女自幼嗜酒，过去，天天离不开自酿青棵咂酒，而今，内地运来的白酒醇香而解瘾，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不畏重负，从陡坎的山寨背来干柴禾，卖柴沽酒，酩酊大醉，一醉方休。

　　1952年4月，我在理县薛城区委工作，成阿公路（成都至阿坝）筑路指挥部的李国良同志，来区上联系工作，千里他乡遇故知，分外亲热，他是偏关县陈家营乡西庄子村人，我们先后是偏关完小同学，我二人家中都留有年轻之妻，南下干部的“改组”之风，未能波动我们变心，我们坚贞不渝，思恋家乡“土包女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们天生丽质，健美慧中的自然美，别具特色，是别地别人无法比拟的。她们没有学文化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有责任帮助她们共同改变命运，为此，我们商定，分别给家乡写信，要她二人结伴而来。这样李国良妻闫青梅和我妻胡俊秀不远千里，即刻就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奇旅之行。从未出过远门的农家女子，从晋西北徒步到朔州，转乘汽车到太原、改乘火车由风陵渡漂渡黄河，一路苦不堪言，为了节省路费，往往是一个鸡蛋管一天，两人合买一碗面条打伙吃又一天，她俩难忍口燥唇干，就在车站水笼头上喝生水解渴。沿途几度汽车火车转换，翻秦岭跨剑门关，经过十天的跋涉，到了成都鼓楼南街，在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冯海燕同志（南下时李国良同志的老领导）的帮助下，乘车来到了薛城，我们相见，如梦似幻，她二人千里迢迢到此，恍如跨越国界的感觉，满眼陌生，全是新奇，她们只携带了随身衣物和家乡特产莜面、黄米糕面，由北方远途南下，担心水土不服，特别带来家乡黄土高坡一把黄土，用这满蕴芳香的黄泥土泡水喝，有防病治病的功效，然而，它从未发挥医效。却把这包孕育我生命故里的泥土，作为寄托思乡情怀的珍品保存了下来。

　　1953年5月至1956年5月，胡俊秀即入理县杂谷脑二完小和阿坝州民干校读书扫盲，她在完小超龄插班学生中，如鹤立鸡群，学生们以为她是老师，在黄桂芳等老师和老红军李进治老领导的热情鼓励关照下，经过三年的用功苦读，学业为优，1954年11月28日，在州民干校加入了共青团，1956年5月，经茂县地委组织部批准参加了工作，在理县民贸公司门市部营业员，以后又在州民干校贸易班学习八个月，在红原县商业局门市部和县新华书店营业员，我的《岁月物语》一书64页“风雪早晨购年画”描述的女营业员就是胡俊秀。1962年7月，因我在组织部工作，履职尽责，抵制县委一把手强权提拔其政治条件不符的夫人到党的要害部门，犯了“反党”之罪横遭报复，胡俊秀无故受到株连，按精简政策规定，1958年后从农村招来参加工作的，必须精简，可是县委一把手的亲信的老婆不精简，胡俊秀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政策规定不在精简之列，她不服精简予以抵制，遭来残酷的迫害，对她是临产孕妇也不放过，打入变相劳改队劳动，强迫要其写出“自愿退职”申请，胡在劳改中摔伤，造成早产，被强行退职。后在好心人真挚友谊关照下，1971年11月又恢复工作，在马尔康县商业局门市部再任营业员，后调成都，1979年2月至1989年3月，在成都市人民南路“成都百货大楼”服装经营部当营业员至1989年3月20日退休。在阿坝州和成都百货大楼，曾四次评为先进工作者。

　　胡俊秀也是惜时如金，宝贵时光不虚耗，她由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子，脱盲学文化，提高了阅读能力，在马尔康产假中，竞靠翻字典辅助，坚持把《红楼梦》通读了一遍，而喜不自禁。

　　李国良同志偕爱人闫青梅，在成阿公路胜利完成全线通车使命后，立即转战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创新的公路建设，后到甘孜州州人委、稻城县县委负责领导工作。时近离休，内调隆昌县政协担任领导职务至今。他们夫妇几十年如一日，相依相靠，同甘共苦，相互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和谐阳光，颐享天伦之乐，乐而忘疲，乐而忘老。

　　1951年冬，我由理县急到成都看望南下入川在部队的堂弟薛聚才，见面他就哭诉：来到成都，连日阴沉沉，雾蒙蒙，看不见阳婆（太阳），晚上难过，白天不好活，向往北方的艳阳，留恋家乡辽阔的蓝天，难怪古人早有“蜀犬吠日”之说，这对初来乍到的北方小后生来说，苦闷、抑郁、思家之情是多么深沉。以后他坚持返乡务农，广种薄收，过度辛劳，正当壮年不幸病逝。

　　1951年上年，我在理县县委组织部任干事，贾生采同志从茂县地委赴任懋功（小金）县委书记，途经理县偶遇，我激动高呼：“贾科长，学生有缘分，今天又与首长见面！”

　　“你这小鬼人小腿长，却先赶到这里。”贾生采同志高兴地看到他担心南下走不动的这个小鬼，竟捷足先登首批来到茂县地区工作。

　　“多亏在临汾你批准我随军南下，才能来到这里工作，”贾生采同志一再鼓励，你由晋西北黄土高坡来到了川西北藏羌高原，安心工作，精神可佳，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要好好地为兄弟民族服务。

　　也许是我属猴相天性，整天脑不停身不休，五十年代，我就买来“二胡”和“小提琴”，竞意想天开，按照书本知识，自学乐器，有人说，你这是和木头说话，无师那能自通。我不畏风寒，在僻静处，坚持早晨练琴，有机会到成都盐市口向一老乐器家求教，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二胡由《东方红》等民歌，到《金蛇狂舞》韵律分明。小提琴也能奏出《小燕子》、《盼红军》、《南泥湾》等流行曲调。可50年后重心又全转移到了操作电脑，书写文字和上网遍知天下事，真是不可思议。乐器被冷落为收藏品，小提琴是五十年代初期手工制品，十二街一家乐器商视为珍品，要提价向我收购，我却难了琴缘情结，不愿出手。

　　我在薛城区下乡去上孟乡工作，遇到了一桩民事纠纷，两位藏族老者，为一农具丢失，猜疑对方，争吵不休，我强调重调查重证据，要互谅互让，双方不服调解，竟到寨庙烧香，刺穿手指滴血酒碗中，各自喃喃盟誓赌咒，饮血酒的办法解决，使我尴尬不已。

　　有天，我在上孟屯召集积极分子开会，突然间一藏民慌张跑来对我耳语：“薛区委，对面山崖间发现有一只大野猪，请与会的神抢手张长淼，十拿九稳地把它猎来，”张长淼急奔出去，半小时内，四个壮汉把这只肥硕的野猪抬入厨房，“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全屯藏民吃着大块的手抓野味，积极分子会扩大为屯民大会，会上我大讲民族团结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张长淼是远近驰名的好猎手，相传点燃一支烟卷，50米外可将烟卷火星打灭，把银洋抛向空中，抢子把银洋击中而发出清脆的银声。张长淼是突出的一员，类似如此的神奇猎手还有很多，该乡新参加区上工作的通信员夏德光同志，随我到薛城乡水塘寨蹲点扑灭玉米青苗遭遇虫灾工作，一天艳阳高照的午时，我俩去玉米田间察看虫害灾情，此时夏德光同志持七九长枪瞄准了一只山野觅食雉鸡，嘣！中弹野雉却像两只彩球腾空跳起即刻回落到地面，一弹击中独雉却魔幻般地何以一弹穿双雉？我们一跃而至，只见是枪子不偏不依直破雉鸡胸脯，被劈裂得一分为二，如此神奇枪法令人啧啧称叹。

　　由上孟屯返归薛城镇，途经下孟屯又目睹了一件新奇的事：一只大黑熊坠悬崖惨死在河岸小路边，死因是黑熊偷袭蜂巢，拼命抗击的群蜂，重重叠叠地把黑熊双眼堵满遮严，黑熊用沾满蜂糖的双掌，为驱蜂却把自己的双眼用蜜汁严严实实的摸平，成为名符其实的“熊瞎子，”它袭蜂巢偷吃蜂糖的强盗之举，落了个咎由自取的下场。

　　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我在四川省委党校五期二部一支部三组学习，（纯化街，现省人大机关），被评为“学习模范”。

　　学习的中心文件是：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1954年1月翻印）。学习参考资料有：《人民日报》社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三年来我国工业的恢复与发展的报告〉------1952年9月29日”、程子华、陈大可、沙英、张志、李普、沈亚钢等同志有关论述和文章。也有列宁、斯大林有关报告、演说（摘录）。

　　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统一全中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增产节约、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其它各种民主改革运动等工作的巨大胜利，从1953年起，我国己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至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对此，毛泽东同志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具体学习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

　　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大约经过15年（1953年到1967年）左右，当我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时，我国的面貌、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苏联共产党人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联共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把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心环节，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三改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国防。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主要靠工人阶级和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根本方法，为了积累资金，就要使生活改善服从生产的发展。我们必须继承并发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劳动人民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亲密团结、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优良传统，来建设我们的工业。

　　（1），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作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出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对富农的政策还是限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发展到80万个左右，那时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必须建么在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之上，我国农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和今后将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都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是我国农民的主要的、基本的一面。但是由于农民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上面的，所以农民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农民落后的一面。实现国家对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具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基本上取缔了粮食的自由市场，就能够削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联系和影响，加强农民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2）国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要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手工业者逐渐组织到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中去，这是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唯一的道路。手工业者一方面虽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因此，必须经过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愿地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

　　（3）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对于国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就必须也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一定的步骤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最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加以限制、利用，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赎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政策，必须向他们宣传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个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通过学习，政治觉悟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回到理县薛城区，从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下孟乡和蒲溪乡，连任两期土改工作队长，工作中要坚决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具体工作分为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收集资料、根据政策划分阶级成份、分配胜利果实五个阶段。在吐苦水，挖穷根，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账，控诉和揭发斗争，按“慎重稳进”方针，采取缓和从宽的方式，用背靠背形式进行，都不算旧帐，不挖底财。由成立的征、没收小组，按《土地改革法》对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房屋、农具、牲畜等，全部分给农民，并废除债权关系；建立农村党、团、民兵组织和乡、村政权。此间，黑水县派来参加下孟乡“民改”实习的五位同志，返县后还未来得及开展本县“民改”，就在黑水县武装暴乱中，不幸壮烈牺牲，使我们悲痛万分。

　　1958年8月1日，筹建红原县治地（当时暂称理县）迁刷经寺与麦洼工委（原为阿坝县派出机构）合并，1959年4月24日，县级机构由刷经寺迁到了辽阔草原的哈拉玛。1960年5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遵照周总理指示，在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新建县，县名称“红原县，”县址定点在哈拉玛。（现名邛溪镇。）

　　我从1956年3月至1965年11月，在理县、红原县组织部、宣传部任副部长、部长近10年的职务中，历尽沧桑，经历了命运之舟风雨人生路的时代烙印，犹如高原气候，风云突变，时而晴暖如春，时而狂风骤雨，或冰雹倾泻，使你无所适从，有明媚阳光的享受，也有冰霜风雪的煎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连续政治运动狂热的笼罩下，今天你批我打棍，明天我斗你扣帽，最后都成为运动的牺牲品，是俱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在此间我的任职中，同样推行了过左的政策，程度不同地伤害了一些同志，记取沉痛的教训，对这些同志深表歉意。

　　此间，我执著地强调个人爱好，却犯忌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的错误，又一次改写了个人履历的命运。1958年10月，州委组织部通知，由县委副书记张自禄兼任组织部长，薛有才任副部长兼人事科长。（1956年4月，薛由区委书记提任组织副部长、县委委员，同年7月，提任部长。）1959年6月，县委决定我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州委也己同意。可是我及时向州委、县委态度坚决地提出不愿接受新安排的意见，自认为办公室工作繁杂，从个人爱好兴趣出发，要求到宣传部工作。县委又研究认为：何必由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呢！既然如此，现在正好有个硬担子，要选人去挑：阿木柯河乡，外逃匪众达70多人，和我们顽抗，现下放你到这个乡任支部书记，带领武装工作队，去剿匪抓生产，现在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交给你，去那里尽快把正常工作局面打开，你就回来，总之，县上领导干部要轮流下放的。因而我到此乡工作一年多，完成了剿匪任务，畜牧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当时即提拔张汉禄同志任组织副部长。以后，又调人来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

　　1958年上年，我们向草地纵深挺进，来到草原牧区。草原风光，宗教文化，藏俗风情，无限诱惑，无比惊奇，只见男牧民长发垂肩，结发如毡，酷似复还远古，有如原始人；妇女全身戴重挂贵的珊瑚玛瑙银饰。我们语言不通，惊奇相望而不相知。草原大地，僧人穿红披黄，穿梭在碧绿的大草原上，大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感，信男善女，嘴吟经文手摇经转，专注静心，旁若无人，随处可见小山似的玛呢石堆和插挂着的嘛呢旗飞舞，格外醒目的是帐篷顶端有随风速转动的旋碗，一位新来这里的汉族干部大误不解地认为：“这里气象事业发达群众化，藏民每家各户都在为办好气象事业服务”。岂知这是借助风力驱动“崦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的风力念经。

　　原生态的草原边陲，蓝天碧水，鸟翔鱼跃，河水清澈，山丘树高，平地草茂，人与自然和谐，生机盎然，奇闻趣事，迭见屡现。清亮见底的河水中，鱼群追逐浮满水面，取针弯曲，以小点牛肉为饵，解鞋带系在针上，沉入水中，群鱼争先上钩，手到拿来，要有尽有。这是源于藏民的宗教习俗，藏民把鱼视为圣物，他们历来有不捕捞不吃鱼的禁忌，因此，河水中鱼满为患，不足为奇。我们有天，在白河的月牙弯中，一次拉网竟捕到了300多斤高原鳇鱼，雇用三头驮牛运回乡上食堂，大锅烹肴，倒入大瓢酸牛奶，代替醋为酸辣鱼，人人大碗盛鱼，有似草原上新开张免费大鱼馆，连续三天，各取所需，尽情饱餐，快哉爽口，甚是惬意。雪域高原，山高林茂，生态良好，野兽出没无常，一个浓雾的拂晓，刷经寺山林旁的木板房内，一户汉族居民女主人，开灯为小孩喂食，一只毛茸茸的不速之客，嗖的一声，破窗闯入------麝獐追逐亮光撞来的意外造访，把她吓个半死，待她定神审视，麝獐却悠悠然地远遁而去。

　　草原的风暴，草原的雨雪，草原的骏马，草原的藏獒，草原酥油奶酪，高原缺氧------来这里开展工作，经风雨，见世面，气候环境生活习俗等，都要尽快适应雪山草地工作，面临种种严峻考验和锻炼。全乡外逃土匪70多人，他们本乡本土，和当地牧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就是他们的亲朋，他们地形熟悉，行踪诡秘，出没无常，气焰嚣张，不时夜袭我乡工作队，我工作队男女同志，佩带抢弹，日夜轮流站岗放哨，高度戒备严阵以待。匪徒把两名基干民兵视为“藏奸”，歹毒地把他们家的马耳割掉，牛尾宰去，警告要他们反戈不成后竟惨遭杀害，抢去两枝长抢和子弹等物。这天，有可靠情报，有两匪徒潜回部落提取食品，我率武工队纵辔奔驰，追围逼近两个逃匪，突然从帐篷边跳出一只体硕如犊的恶獒，追撵狂吠，我的坐骑惊诧，如飞似箭奔跑，好在狐皮帽被吹落，獒去嘶咬裘帽，我乘机下马，五四式手抢连发三响，才把它吓退，而那两个匪徒，早已逃之夭夭。

　　在一个漫天飞风雪天，按我们情报所示，去围剿隐匿山坳间逃匪，广袤草原，雪盈千里，一片银色世界，雪夜迷径，未睹匪情，归途难返，抓来雪粉揉糌粑充饥，幕天席地，在雪地支撑帐篷苦盼天明。岂知，此时解放军骑兵团轻骑连荷抢实弹目标对准我们，还是幸亏一位沉着善谋的指导员没有盲动，他说，现天己大亮，还不见他们行动，这不符合土匪活动的特点，后来从望远镜中看清，确认我们是地方武装，庆幸消除了一场误会战。

　　国民党潜伏在草地的特务，披着宗教外衣散布谣言：共产党的时间不长了，鸡年要飞走、马年要跑去、猪年被消除。乡上工作队通知召开牧民各界人士代表会，其中一名代表，是民族中上层人士不惜代价，雇来一名草原游荡歌手充当“替死鬼”来参加开会，殊不知这名草原歌手，接受了党的教育，游走各地，用他善长民歌的口才，规劝匪众弃暗投明，讲明凡归来者对其既往不咎的剿匪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为发动群众争取外逃人员返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夏秋是草原黄金季节，碧草如茵，繁花似锦，牛羊成群，我们进部落，转远牧点，串帐篷，把发动群众作为清匪的基本环节，以从政治上瓦解和军事清剿相结合，在色垭柯河远牧点，迷路误入盘陀大草甸中，武工队一位同志马陷泥潭至颈，他去拽马边挣扎边往下沉，泥浆过肩，危急中大家急去砍来大堆河柳树杆，填垫其间，人马方才获救。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壮举中，不少红军战士就是如此陷入无底泥潭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真是“屋漏偏遇连天雨”，当天夜宿远牧点，深夜，疾雷闪电，大雨如注，水漫帐篷，我们浸泡在雨水中急切地求雨停等天亮，翌日，红日东升，人人雨水夜浴，个个像“落汤鸡”，赤脚走出帐篷外，（鞋似小舟远漂不知去向），晾晒衣被，沐浴日光恩赐。

　　由于强大的军事围剿和深入发动群众，反复细致地作好外逃匪众家属亲朋的思想启发工作，匪首阿斯甲尼洛表示出投诚的意向，我们即派出中间人与其面谈，决定欢迎全部外逃人员交出武器，返乡回家，坚持既往不咎的政策。匪首阿斯甲尼洛交代，在那次丛林中，我们几枝叉子枪同时暗中瞄准了驰马赶来的工作队长薛有才，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却突然发令：停止击发，把叉子抢收起，立即撤退。他说我看见这个武工队兵强马壮，机关抢、步抢、手榴弹、短抢等各种武器精良，我们会不会是他们的对手，再看看再等等。如果工作队在我们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再找机会把他们干掉。后来看到工作队没有离开的打算，反而有不把我们歼灭誓不罢休的各种迹象，我们只好缴械投降。鉴于阿斯甲尼洛的投诚、有立功表现，且家庭出身贫牧，量刑上从宽从轻处理。我在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红原县、在藏羌地区的理县、马尔康工作了25年之久，经历了种种艰险，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1958年率领武工队，驰骋在草原上追剿叛匪中，不幸中的万幸躲过了这次隐藏在丛林中匪首阿斯甲尼洛的黑抢伏击，死神擦肩而过，侥幸闯过了险关躲过了一劫。

　　1958年下年，在牧区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注重做好对少数民族中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全民信教的特点，和牧区畜牧业经济的特点，既看阶级斗争一面，又看到民族关系和宗教影响的一面，实行“不斗、不分”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废除封建的草山占有制，实行牧民集体所有制。对守法的封建主、牧主，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对反对改革的少数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则在政治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经济上令其赔偿损失。对宗教寺院的封建特权也进行改革，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寺院喇嘛、和尚的成份，随家庭成份划分，寺院的土地不动，同时，废除群众对寺院的债务，由国家代群众偿还。

　　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蓬勃展开，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民族地区引导各族农牧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指示精神，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办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宜简不宜繁，宜宽不宜严”，在牧区坚持办初级社，牧民的牲畜折价计股入社。对封建主、牧主的畜牧业经济，实行赎买政策，分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投资，组成公私合营牧场。二是对他们出租的牲畜，实行社私合营。在对农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干部等方面，都给予了许多帮助，西南民族学院为民族地区开办农业合作社会计专业班，培训了大批会计辅导员，还从内地动员了约1500名汉族青年到全州担任合作社的会计辅导。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大跃进高潮强大动力的推动下，即刻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人民公社化的速度远比原预料步子迈得大速度快得多，在牧区红原县由奴隶社会跑步跨跃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化，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泛滥开来，相应办起了公社“帐篷公共食堂”，“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牧民炊具必须交社，谁家帐篷中冒烟自行开伙是不允许的。开办公共食堂，是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前提。

　　现附《四川日报》1960年7月1日所载〈新来的炊事员------公共食堂放红光〉（薛有才供稿）。蓝色的天空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斗，平静的河水里撒满了月光。白河右岸一座大牛毛帐篷里，灯光闪烁，不时传出一阵阵忽高忽低的谈话声。

　　“政治到食堂，干部下厨房，是办好食堂的关健，明天参加公共食堂种‘试验田’的同志，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现在大家还有什么困难问题？”这是红原县（当时称理县）阿木柯河乡幸福人民公社在开干部会，为了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决定每个干部轮流下放公社食堂当炊事员。当党支部书记刚提出问题，同志们便异口同声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当好炊事员，一定把公共食堂工作搞好！”

　　第二天早晨，忽然雨雪交加，26个同志，踏着泥泞的道路，匆忙地走向公共食堂。这批新来的炊事员、服务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岗位，但他们干起炊事工作来却是那么精干。拿惯了秤的粮店同志忙着给社员称酥油、奶渣，有的熟练地打着皮火筒，年轻的小伙子们兴冲冲拎着水桶去河边提水。------

　　“嘟！嘟 ！”海螺号角响了，社员们来到食堂，愉快地洗手进餐。大家坐好后，新来的炊事员们端着雪白的奶茶和芳香可口的酸奶子走来，笑嘻嘻地对大家说：“做得不好，请多提意见。”社员们吃着香甜的糌粑和鲜美的蔬菜、牛肉，喝着奶茶，一张张黑红的脸上浮起了满意的微笑。女社员波尔拉双手接过新来的炊事员递来的饭菜，感动的热泪盈眶。老年牧民们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祝福：“卡祝，洛布加！（衷心感谢，吉祥如意！）”整个公共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沉浸在美好的氛围中。

　　机关干部仅是示范性地为公共食堂服务，难以持久，根本的问题是违反群众意愿，强行改变牧民生活习惯，经费亏损，主副食品供应不上，不久，公共食堂难以支撑，处于停顿。“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岂能“停顿、垮掉”，因而，难以为继名存实亡的公共食堂，只能长期用“休整”一词代替，也仅是统计上报数据中公共食堂的存在来应对上级追究。

　　为了更好地解放思想大跃进，飞速向社会主义迈进，全州由州长和红原县一把手率领学习团，赴乐至县、武胜县现场取经，这两个县是四川省委树起“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大跃进的样板县，纷纷拥入这里学习取经的国内外团队络绎不绝，在麦田现场，我说山丘苗矮平坝苗高不是一个样，带队领导怒斥：“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是一个样，要注意批判右倾保守落后思想，我们学习取经的目的才能达到”。这两个县，长期以来，对大批前来参观者庞大的接待费支出，在政治上和信誉上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个一个样”的强劲动力，掀起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新一潮红色凤暴席卷草原，“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四川日报》醒目登载：“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红原县地处海拔3600公尺川西北高原，为纯牧区。高原气候异常，草原六月，突降暴雪，出任红原县委一把手伊始勒令种的青稞麦苗，被积雪淹埋，他发令县城全体职工，以及家属、来探亲的人，强制倾巢出动，破雪扶苗，可是青稞还是颗粒无收。为了向上请功，人定胜天，向海拔3600要粮成功，试种青稞夺得了“丰收，”创出了旷世奇迹。红原县全年无绝对无霜期，春秋短促，冬长无夏。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省属本县境内的龙日农场，大面积试种青稞等农作物，数年无获，从而弃农改办军马场。接着又传出了试种苹果树“成功”的喜讯。畜牧业更是喜上加喜，“百配百怀”、“百母百子”、“百生百活”、“百肥百壮。”------为了编造这些天方夜谭“百”字号的功勋，无视民力，废寝忘食地大折腾干着荒唐事，把花椒、生姜和一些中草药，大锅熬煮，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取汤强给种畜和母畜灌饮催情，强制配种。（有人戏称为估逼强暴），把优选膘肥体壮一个样的一类畜，集中到交通便利显眼的地域作样子，供视察的领导和来取经者参观。把瘦弱的三类畜，逐放到偏僻之处远牧，造假数字，放假卫星，不惜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县卫生科长南下老干部姬庆国同志，被下放到乡上任工作队长，他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坚持不说假话不吹牛，“百”字号办不到，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罪名，批斗后打入农场劳动改造。类似这样蒙冤遭难的同志，比比皆是，随处随时都会鲜见。

　　草原隆冬，全体职工为创建“百”字号奇迹，顶风冒雪，不畏严寒日夜奋战。这天深夜我由牛群配种站回来，正睡犹酣，头发被强力撕揪，痛心疾首高呼惊叫，原来是工作队所住帐篷周边泼洒生活用水中的盐味，为牦牛所爱前来舔食，牛蹄隔帐篷正踩着我的头发，倘若再内移分毫，牛蹄正中头部，这头牦牛会成为杀人凶犯。正在惶恐未定之时，寒风凛冽的凌晨，传来阵阵“啪咚、啪咚、啪咚------急促的响声，我和武工队的同志，持电筒急奔巡视，啊！眼前出现了奇特的一幕：几处帐篷前，老阿妈们手持棍棒，狠敲猛打悬挂在帐篷绳上的老羊皮藏袍，随着棍棒的起落，“芝麻”纷纷撒落，铺满地下。原来是虮虱害人虫，被冻得透亮僵硬，在晨寒棍棒下毙命，此乃可笑，可喜，可赞。草原广袤，无奇不有。在我们归途中，挤奶员迎着朝霞忙挤牛奶，蓦地，还有更稀奇的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有的挤奶员挤奶前在“吹牛屁 （谐音）”。曾有报导“对牛弹琴”可增加乳量，而“吹牛屁 ”，能使乳腺通气奶汁丰盛，真是千奇百怪，奇彩不断！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反右倾搞浮夸”的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是遭受严重天灾极不平常的年代，农业全面大幅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城乡市场供应紧张，物资食品严重匮乏，使人们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致死致残。从知微见著点滴迹象中，可窥豹一斑，1962年下年的一天，成都街上一个小童手捧买来的鲜切面往家中赶，迎面来了一位成年男子，啪的一巴掌打来，夺去切面并说：“水开了就等面条下锅”，急奔而去，人们满以为是小孩的父亲。一会儿，真父亲跑来见小孩哭成泪人，街边围观者如梦方醒。原来是假父亲施计骗了这家人的口边粮。也是这个时期的前后，我出差入住成都春熙西段旅馆，早晨盥漱间的两个小镜头趣味十足：一名男子正在搓用小小的香皂，身旁之人与他商定，把此香皂搓几搓，现付若干使用费。接下来的是一男子吝啬地吸着烟卷，紧挨着是位瘾欲难抑的男子向他讨价，吸他一口烟卷付款若干，如深吸要加倍付款。我又去重庆市入住招待所，用餐碗内全是白萝卜粒，白米颗颗清晰可见。当年我回山西晋西北故里省亲，家乡人的顺口溜，可见当时商品供应的状况：“盐不咸、醋不酸、点心好似耐火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