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作证（尴尬的抉择）》观后感：

　　一部极左路线下，假、恶、丑与真、善、美较量的生动故事；

　　一个小人物，能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进行坚持真理与政治迫害的斗争，令人叹为观止；

　　一段不和谐小插曲，它仅仅是我们祖国辉煌历史乐章的小疵而已！

　　时光消逝，故人依旧，孰是孰非，历史鉴证。

　　读者点评

　　2004年2月22日于成都

　　1960年春，我时任红原县委组织副部长，这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的工作，这和几年来我下牧区作群众工作，剿匪平叛大不一样。尤其是下乡作群众工作，看见牧区牧民生活贫困，他们的勤劳朴实，内心就充满了责任感，同时也净化了我的心灵。组织部的工作既要体现干部、党员、知识分子之家的温暖，又要坚持公道正派用人原则，防止滥权枉法，徇私舞弊，而我游离于二者之间，让我处境十分尴尬。

　　终于暴发了一件棘手难题影响了我毕生命运的事件。让我艰难的抉择。一边是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组织工作的职责，另一边是敢不敢碰碰领导的“权贵”，敢不敢向损害党的利益的歪风挑战。我踌躇再三毅然选择了前者。这个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县委一把手的妻子被强行塞进要害部门：1960年4月，升任红原县委一把手迫不及待坚持要将其妻子安排到监委，时任组织副部长的张汉禄，对他的旨意不管不顾，要分配其妻子到文教科任科长，一把手极为愤慨：“我爱人原在一个县检察院任检察员，就是区级干部，以个人关系，她是我爱人，从工作关系，她是我的同志，为了对革命负责，分配她到监委任秘书”。不久，张汉禄就被下放任乡党支部书记。当时我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刚从下放乡上调回，又被下放到机关农场工作（兼管组织部一些工作）。并计划再下放到瓦切乡工作。原监委秘书胡昌全调任组织部秘书，也很快下放阿木柯河乡任支部书记。张汉禄同志在一把手横蛮的迫害下，无法工作，拖着忧伤重病之躯，被迫离开红原县，到理县商业局工作。当时监委无书记，组织部、监委、人事科三个部门合署办公，原班人员，受命纷纷腾位让职于一把手的夫人，让她全面接替，实权被其攫取。不久，她出席了省监委会议，一把手借机在党内外多次会上，为其夫人升官大造舆论：“某秘书出席了省监委会，明确了监委工作的任务是管一个指头的问题，无论党内外，这一个指头的问题，都由监委管”，（意思是都要由其妻子管）。一把手在县委会上宣布：“组织部现在不需要部长，有其夫人全面负责组织部、监委、人事科三个部门工作就行了。”

　　公安局长要一把手妻子到检察院接班：该局长为利己权欲，功于心计一味取悦一把手，9月间，该局长找我说：检察院长期缺检察长，请组织部选配能担当此任的骨干。

　　我说：“你看哪里有适合人选”。

　　公安局长说：“你们监委就有一个——一把手的妻子”。为了转嫁责任，公安局长故作姿态说：“这县领导会同意吗？”要我去向一把手反映，我坚决推脱。不几天该局长又来重提此事，我态度依旧。该局长为此去找了一把手。一天我去一把手处，刚踏进门，他为之震怒，咬牙切齿地骂道：“薛部长你这个人真坏！你不要我爱人在监委工作你就调吗！为啥要某局长来问我？”。

　　1960年10月，红原县城关哈拉玛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鹅毛大雪，随风狂舞，24日晚，中共红原县委召开书记会，由一把手主持，召来两位副书记一起开会目的只有一个：提拔一把手爱人任监委副书记，但他突然又抢先提出，在座的一位副书记的爱人也要提拔为县委委员，一把手达到了彼此提携夫人的目的，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草草地通过了这两个人的提拔决定。会后一把手却又急匆匆地赶来对某副书记吩咐道：“刚才会上研究要提报为县委委员的那个女人，思想品德不好，就不要办了”。这个会是安排在一把手自己住室内开的，其妻子就在帷幕一布之隔的幕后，“监听”了与会的全过程。

　　翌日，10月25日，这位副书记通知我，要组织部办理一把手妻子提拔为监委副书记的报批手续。我坚决反对，极力阻止提拔这个条件不备女同志的错误作法。我如实向该副书记汇报了该女同志调出单位送来的鉴定，以及她有意刁难县检察院领导等表现不好等情况；还收到这个县委组织部寄来的较长一件材料中介绍的大都是她的缺点表现不好的问题。我特别反映了，公安部局有她历史上曾参加过反动团体等问题的材料，本人未交代，也未查证。我提问：“干部任免呈报表中，主要优缺点，历史上有何重大政治组织问题，结论如何？这些内容在呈报表中如何填写？”该副书记深感为难无奈，借故离开，我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一把手又抓紧着力拢络某县长，他对该县长谦诚地说：“有人说我爱人调出单位给这里来了信，反映她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块在那个县工作了多年，你看她哪会有那些问题呢！现在调开了，就有了意见，你可以证明一下，和组织部说一下你的看法。决定提拔她任监委副书记，当时你没参加，和两位副书记开会讨论同意决定的，可是他们又不向上报”。某县长说：“我那时在区上工作，回县上又不在一起，不了解”。一把手紧接着说：“钟在内，音在外，总听到了一些吧”。沉默——。以前，该县长，有意或无意地，把一把手姓名写成“王皮”，因而曾对该县长严厉斥责。

　　一把手不择手段，急不可待又亲自主持召开县委会，执意搞定其妻子提任监委副书记：1961年元月的一天晚上，一把手宣布开会点明主题，话音刚落，某某常委等，抢先表态：“赞同、同意”。某副书记借故如厕，迟迟不归，公安局教导员张守贵埋头抽烟，我无奈闷坐不响，与会者个个面色凝重，会议冷场陷入僵局。一把手点了张守贵的名：“老张，想好了吧，表个态嘛！”。张：“不——不——了解，同——意”。争得了这一票，超过了半数，他如愿以偿，一锤定音地宣布：“今天县委会议通过了其妻子提任监委副书记的决议”。一把手当即向我面示：“你们组织部就快去办报批手续”。我说：“我从下放乡上回来不久，对她优缺点，表现情况不了解，呈报表无法填写”。某常委立即回应：“这全由我们县委支部来办”。兼支部书记的此常委和支部副书记，当即熬更守夜，亲自操办，把一把手的妻子编造成了全优的完美者。这使我感到太难办了。

　　鉴于此，我就立即派专人外调，很快查实了这个女同志解放前参加了青年反共救国战斗团和青年军等问题，一直隐瞒未向组织交代。根据当时党内规定，这样的干部是属受限制使用、不能提拔、不能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得罪一把手就等于“反党”。我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这个女同志负责的精神，按干部政策规定，因为派人查清了一把手爱人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得罪了领导，成为了“引燃点”招火烧身，闯下了“反党”罪祸，因而，一把手对我切齿愤恨，结下了深深的仇怨。他玩弄权谋，操纵屡屡对我批斗，几天后，县委开会，一把手勃然大怒：“我们县委团结上存在严重问题，有人说我妻子有什么问题，这是在攻击我，我敢说，她是没有那些问题的”。与会者当即有人帮腔：“你这是无中生有，陷害好人，对薛有才要严肃处理”。（依法理而言，倘若是诬陷，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我据理申辩：“日久见人心，让历史作结论”。

　　1962年7、8月间，我在州委党校轮训班学习中，把因为抵制县委一把手提拔他爱人而遭来报复升级的种种迫害又作了申诉：“1962年乘精简之机，他们公然违反精简政策，挟嫌报复，把这些抵制违反精简政策的人办了个劳改队，就连我爱人临产孕妇也不放过，在强迫劳动中摔倒，造成早产，（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工种是送水），他们如此恶行，理该负何等责任呢？如何对待党的关系？如何坚持党的原则？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我学习返县后，在县委会上横遭围攻批判。我敢撞南（难）墙不屈的抗争精神未被慑服下去，激怒了权势者，批判调子越唱越高，上纲为：“你对一把手的意见还没有服，这次在州里学习，不思悔改，罪上加罪，又放了半天毒，继续攻击县委，公开反党，你真是反动透顶，顽固不化”。

　　“按党章规定，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你要保留多少年？”。

　　“保留到有了公正的那一天”。

　　为此，对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和对我展开了不间断的批斗，“反党”之罪的基调是：“这个女同志的问题是她自己的问题，不应与一把手牵连着看，你们二人（和一位副书记）这是对党不满，对县委的攻击，是”反党“，薛有才你不应该和党离心离德，这样下去有危险”。

　　不久，州委组织部调审了这个女同志的人事档案，在这不容置辩的事实面前，证明她确实隐瞒了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认定了对其审查的正确性，特决定：该女同志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免去监委秘书职务，调农牧科任科长。同时也因薛有才“犯上”，和党不一条心，决定调出组织部，到宣传部任副部长。

　　你有理，他有权，一把手以权代法图谋报服，像要在磨道里要找寻驴脚踪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挑剔，没茬找茬，无中生有，事事掣肘，不放过任何报复机会，每次运动都定为重点批斗，1963年的“五反”中，接连批斗几天下不了“楼”。我在红原县无法工作，多次要求调离，州委组织部科长说：“我们研究过，调你到阿坝县工作，县委一把手不放，哪里犯了错误在那里改正，不准调离”。11、12月间，我返故乡探亲，此时，县一把手决定把我调县粮食局工作，（未宣布）。

　　县一把手对我仇深怨重，忌恨不已，千方百计寻找打击报复机会，处处拈过拿错，动辄得咎。县一把手等，把手电筒吊在帐篷顶上，通宵达旦，沉湎于玩扑克“滚猪”、“粘胡子”、“钻桌子”是娱乐常规，而我利用工作间隙，看书、给报刊撰写稿件，则被视为违规：“不务正业——有野心——想成名成家”，使我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不知所措。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原公安局长接任了组织部长，炙手可热恣行无忌，积极效仿一把手又奋力导排重演类似“一把手妻子提拔问题”的又一个剧目。贪婪的人永远不满足，他亲自布置，要宣传部、卫生科、人委支部，很快发展他老婆入党，被卫生科长辛义昌和党员抵制，为了给他老婆升官扫除障碍，就把辛义昌和医院党员全调走、下放机关农场劳动。并向我公开提出，要他老婆入党前，先提任护士长，因条件不符，不能如愿，可是由于某常委监委书记出面，他老婆还是当上了护士长。这就为其要达到提拔医院院长、卫生科长铺平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宣传部及其所属单位都被定为“烂”掉的单位：1963年“五反”、1964年“小四清”运动中，州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决定，宣传文卫系统是“烂”掉了，对我批斗后决定：“你把宣传部工作移交了，暂去四寨乡工作，”立功赎罪“听候处理。”这样文教卫生单位中不少同志被珠连，列入了“坏人”之列。把刷经寺卫生所定为被剥削阶级出身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不可能是先进的，而被冠以“红旗不红”的单位加以惩处。

　　我也曾苦思冥想，企图力谏一把手，使其理智地、体面地作罢这场无休止的疲备抗争。鉴于其妻子身份的特殊性，要她表态性地承认，隐瞒历史问题的错误即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把手会采纳吗？县委常委中有人出于个人权利目的，为他扎起，使他沉醉在绝对的权力中，他心劳力拙，身心憔悴，在声誉、身心健康等方面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权欲”二字，真乃万恶之源，它把人们害得忘却了“公道正派”、“光明磊落”的常理。1962年7月12日县委常委会上，一把手闪烁其辞的发言：“由于个人主义，对待一些问题，如对薛有才的问题，主要一条是，不应有个人主义情绪，这就说话有些偏，说得重，影响不好的，把问题看重了，影响好的，是不是就会把问题看轻呢！”，——善美在呼唤，良智在冲动，也许他的反思意念在复萌！

　　红原县区级、县级干部，对“一把手妻子问题”的明确态度是：

　　全县主要区级干部1967年12月写材料中称：在提拔一把手妻子为监委副书记问题上，县委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原组织部副部长薛有才，是坚持了原则的，因而被扣上了“反党”罪名，长期加以迫害。一把手到州委开会，知道了薛有才在提拔他妻子问题上搞了鬼，对薛恨之入骨，薛遭迫害株连全家遭殃。1962 年，借机强迫薛的爱人胡俊秀精简退职；1963年“五反”、1964年“小四清”运动，都将其定为重点批判，降职后，踢出红原县。1966年6月，“文革”开始，红原县委书记，又把薛列为“死老虎”进行迫害。为了把薛搞臭，先后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全县大造舆论，流毒很深。

　　全县县级干部1967年12月16日写材料中称：围绕提拔一把手爱人为监委副书记的这场“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的斗争，以原公安局长上台，掌握组织部大权，（等于第一书记亲自掌握），一位副书记下台，张汉禄挨批降职被逐，薛长期被整而暂告结束。一把手对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一直抓住不放。1960年 10月24日，他亲自主持书记会，提拔其夫人任监委副书记，迫使一位副书记“同意”，三位书记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薛对这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坚持不提拔是对的，并及时组织外调，查清了她的问题，坚持了原则，完全应这样作。当第二次提拔其妻子时又受阻，一把手大怒，认定是薛跟他作对，以薛“不务正业”等等问题，大整薛，不仅将薛踢出组织部，还每次把他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整得薛抬不起头来，最后降职赶出红原县。

　　一把手决心大权要夫妇一把抓，坚持提拔其妻子任县监委副书记不达目的不罢休，在红原县、后调小金县仍任一把手，凡是对其权欲敢于触犯者，他就像开足马力的清障机，动用手中权力，扫清障碍，把他们个个铲平压扁，无一幸免。然而，一把手夫妇由红原县调小金县双双各提了两级，不久汪仁提任副州长，其夫人至今仍以共产党员（县）处级干部自居。而我们卷入了这场湍急政治漩涡中的同志们，有如春蚕作茧那样把自己缠缚起来，便每下愈况，原红原县一副书记被报复开除了公职，爱人遭强迫退职，全家七口人断了生路，县委副书记被逼迫沦为乞丐，成为漂游天涯沦落人，在长达12年以乞讨、錾石磨、刻墓碑，拣垃圾堆里破烂换钱糊口，住岩洞、食野果、饮涧水、死里逃生。组织部副部长薛有才、张汉禄。小金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孟钧、公安局长王忠弟、组织部部长邓步昌，均因对其妻子的提拔任用上，持反对意见，惹来灾祸，在一把手的报复迫害下，蒙冤遭贬，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变相劳改，被迫害的同志，虽先后落实政策予以平反，但至此时，这些同志年事已高，离退休后，政治生活待遇受到了很大影响。更为不幸的是在年富力强时，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对本人和家庭遭受到了严重的身心损害。苍天作证，我们心怀坦荡，坚持党性原则的斗争，无愧于党和人民，终于迎来了正义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像一首古诗所述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我们却无憾无悔，感激上天给我们经受磨炼的机会，让我们有平和的心态，有坚强的勇气直面人生，更加快乐笑对未来。

　　1965年11月，我再次向州委组织部科长继续申诉：“我在红原县这近六年来，因反对抵制一把手对他妻子的提拔任用，坚持党性原则，我是被卷入了”丁“ 字路口夹缝中迫不得已的必然碰撞，我是无法逃出这个是非坑，守职尽责说我犯了”反党“的错误。否则，我就要犯失职、渎职的错误，因而我只能是艰苦抗争的这惟一的选择。所以，至今我不明白、也想不通，到底我错在那里？错误的性质是什么？”。

　　组织部科长迟虑：“主要是你们查证搞得太神秘了！”。

　　“神秘”和“反党”可以划等号吗？我大惑不解：坚持正义是多么不容易啊！岂知，此事之难焉能想象，在那凡事一把手说了算的年代，组织部门岂能抵制这位一把手（一霸手）的意志，要维护党的利益，要维护一把手的形象，查证一把手夫人的政历问题，也只能采用隐密的方式进行。

　　“文革”中，“一把手妻子问题”大白于众，她要升任监委副书记的目的流产，权势美梦终未成真，至此，这个问题艰难地划上了苦涩的句号。

　　提拔一把手爱人事件的启示：要加强改进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特别是对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行为监督。严厉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防止权力异化，要建立建全用权上的有效民主监督和制约措施，领导者选拔妻儿等亲属者，本人应回避。有了规范制度的约束，善恶不辨，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美丑不分，败坏党的人和事就可避免，能得到及时查处。

　　久仰企盼的时代强音传来，选拔任用干部监控制度的重大举措见诸于报端，为此，我满怀激情给省委组织部去信。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2005年4月9日，在《成都商报》上，我以无比欣慰的心情，领阅了《四川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程》，和接受记者采访谈话。这是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规程》真正体现了党章、党的宗旨的伟大意义。为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颇多感语，使我想到了把《尴尬的抉择（苍天作证）》这个材料呈上，向领导汇报反映情况，敬请参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材料恰好提供了和《规程》反面的一个绝妙生动的典型材料——真实地记叙了60年代初，一个基层组织工作者，（阿坝州红原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履行工作职责中，为了捍卫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原则，致使党章、党员权利、义务、党内民主生活遭到肆意践踏的故事。种种事实说明，现在制定此《规程》的无比重要性、迫切性。可是时光不能倒流，倘若此《规程》能更早出台，就会避免不少惨剧上演。

　　因看此材料，会耽误你的宝贵时光，对此深表歉意，和致以诚挚的谢意！！

　　薛有才（离休干部）

　　2005年4月12日

　　省委组织部2005年4月14日下午5时30分及时回了电话：送来的材料看过了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情、鼓励；同时询问了相关人员等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