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张林之分配到这家生物研究院的第三年，婚礼很简朴，符合那个时代的新风尚。他在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亲戚朋友，父母叔姑早在48年去了台湾，唯一留在大陆的亲人，也就是把他抚养成人的大伯父是在53年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而关押了起来，八天后在狱中“自绝于人民”了。大伯父终生未娶，无妻室无子嗣，一辈子只干两件事，经营古董店和溜鸟。古董店现在是人民合作社，红爪丹顶画眉在大伯父被捕的早上飞走了，那天大伯父起得很早，似乎要做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梳洗完毕以后还特意穿上了他那件赴宴才穿的藏青长袍，然后冲了一壶碧螺春，双手握着热气腾腾的紫砂壶，佝偻着瘦且弯的背对着画眉说了一早上的悄悄话。然后，大伯父打开了笼子，画眉飞走了，扑腾着翅膀，扬起的风拂乱了大伯父额着的头发，大伯父在那一刹那突然后悔了，便伸出手要把那只刚获自由的鸟抓回来，忘恩负义的鸟吱喳嘲笑了大伯父几声后扑进了晨光中，气恼的大伯父一个没站稳，竟然把手里的古董紫砂茶壶也摔到地上。鸟走了，壶碎了，同一天，大伯父也被抓走了，张林之却在那一年被保送进了大学。

    新娘子王凤英丈人王鲣丈母娘郭田都在这家生物研究院。王凤英是张林之的助理，王鲣是张林之的领导也是院长，郭田是海洋生物专家，一家三口三副眼镜，如今多了一个张林之，又是近视眼，于是乎，在婚礼这天，副院长鲁枫送来了一副贺联，上句“一门四士十六眼”，下句“横观竖看夫妻贤”，横批为“绝不走眼”。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鲁老头还有这么一手，于是都大大恭维了鲁老头一番，把那鲁老头乐得白胡子直往上窜。

    新房布置是研究院几个女助理弄的，除了窗户门板上那几个大红喜字剪得略不对称外，其它还算中规中矩，什么鸳鸯被、大红烛之类的该有全有，马恩列毛四张标准画像下是一对新人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本是用黑白相机所照，现在看来却是彩色的，这技术在当时相当时髦，红朴朴的脸蛋和嘴唇、炯炯有神黑白分明的眼睛全是照像馆里的专职画工细细描绘出来的。这在当时符合人们普遍的良好愿望，毕竟谁也不想留一张面带菜色的结婚照片传世吧。

    生物研究院座落在城郊，解放前它就是一所研究院了，建于37年，当时由几位留洋回来的博士倡导，政府出资，隶属理工大学，但又相对独立，只不过是研究院的专家们同时必需兼任一门大学课罢了。王凤英有一回神秘兮兮地对张林之说，你知道这里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吗？张林之摇摇头，王凤英得意地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刑场，咸丰爷的时候抄一个大官的家，一家二百多口就是在这儿给正法了，没人收尸，最后就地掩埋，盖研究院以前这一带的人都不敢来这里，说这里鬼气重怨气重，所以盖楼那阵在附近找不到工人，只好从外地请工人来干活。张林之半信半疑地问，那工人们盖楼时挖出什么了吗？比如骨头什么的。王凤英摇摇头说这个好象没有。张林之就笑了，就是嘛，农村人就爱编点瞎话来自己吓自己，看来还是政府高明，把研究院选在这地方了。王凤英瞪着大眼睛问为什么啊？张林之推推眼镜说，因为知识分子都是唯物主义者啊。

    唯物主义者的婚礼其实可以有其它名称的，比如座谈会，茶话会。大家围着一圈，喝罢新人奉的茶，含一粒新人递的糖，然后就你一句我一言回报些早生贵子白头到老互敬互爱的句子。最后说着说着竟然扯到工作上来了，当张林之和鲁老头在热烈讨论中华鲟之数量问题时，婚礼到了尾声。

    曲终人散。当然曲是没有的，红色歌曲不适合在晚间播放，靡靡之音又属于资产阶级，张林之权衡再三最后在洗脚的时候哼上一段当年大伯父常挂嘴边的评弹词，哼到记不住词的时候就关灯睡觉。

    深夜山里吹来的风声如同狼在叫春，凄厉中带有某种热烈的味道，这也激起了张林之和王凤英心里涌动的春潮。窗外月色所树影贴在了新房的帐子上，随着帐子的摇晃，树影也仿佛活了，和着张林之的节奏，伴着王凤英的娇喘，风骚地绰约起来。

    贴在帐子上的那树影似乎影响了张林之的兴致，抑或是挑起了张林之的另一种兴致。总之，他在间歇的时候，突然忆起了王凤英讲的故事，便邪笑着看着身体下紧闭双眼的王凤英说，有好多眼睛在偷看我们哩。王凤英白了他一眼说，少唬我了。张林之仍旧邪笑着说，真的，就在你左边，不信你转过头去看看。王凤英真的就转过了头，在她左边，在那扇屋子里唯一的窗户上，她惊恐地看到了许多许多叠在一起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