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秋平,今年28岁,毕业于省城C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后,家人努力了一下,成绩一般的我顺利进入省委党报工作。一开始当然是一名记者,后来也不知道因是什么原因,突然受到领导器重,改行接触报社的行政管理工作。
我其实本名叫林秋,虽然不是十分普通的名字,但是世界如此之小,我们报社竟然还有一个林秋。是个老同志,属于那种不是摄影记者,却一年到头喜欢穿着件印有CCTV标志的摄影背心跑来跑去的人。此人是副刊部的元老,名字常年出现在“生活常识”、“夫妻之道”一类的栏目里。说白了,他就是那些专门今天告诉你吃豆腐可以致癌,明天又说青菜豆腐汤可以治疗早泄的人。我等新闻系科班生,最不屑这种骗稿费的豆腐块文章。于是,前年我到派出所改了名字,加了个“平”字,取得是“心平气和”的意思,趁早和“林秋”划清界限,免得日后被同学取笑。
名字心平气和,然而我的仕途却并不平静。今年年初,我突然又受宠幸,被任命为我们省一个地级市——启州的记者站副站长。虽然谈不上“京官下放”,但是启州站站长对我的到来却“高度警戒”。这个启州当地人在站长的位置干了近10年了,已经狡猾得像一条漆黑的鳗鱼。之所以警戒,可能是怕我被上面派来监视他。这真的是无从谈起,我走的时候,领导没有给我交代任何监视的任务或者说是有过任何暗示。不过,世界上就是有人这样奇怪,平平安安的日子不喜欢过,非要找个无妄之灾让自己生活在诚惶诚恐里。他喜欢这样我有什么办法,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然而这是个良好的愿望,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你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没门,我不给你安排工作,把你给养起来、架起来、供起来,看你怎么办!一来可以试探你,看你到底想干什么;二来就算你是有目的而来,不让你接触工作,看你怎么监视?
看着我无所事事,我想,那个肥肥胖胖,喜欢用一件紫红色梦特娇包住自己又大又圆啤酒肚的站长一定很是得意。其实,他不知道,我也在得意,乐得清闲!我绝对不是工作狂,也没有什么权力欲望。上班坐在自己一个人的办公室里,泡杯茶,读读大学时代图书馆里没有读完的名著,累了就上上网,听听音乐,下下棋,下班回到站里专门给我准备的一个40平方单身宿舍,看看DVD,看看NBA,最后懒懒的睡上一觉,唉,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嘛!
不过工作虽然舒服,但生活上终究还是会感到寂寞。我在启州无亲无故,每天除了办公室就是宿舍,时间长了,难免不产生厌倦。人就是这样,天天睡的被窝平时不觉得舒服,只有哪次喝醉了酒,抱着路边的电线杆一阵稀里哗啦的呕吐,感觉整个胃子都呼之欲出的时候,就会想到,妈呀,现在要是让我回到床上,紧紧抱着自己的被子睡上一觉,那该多好啊!是的,来到启州快一个月的我,已经和温暖的被褥之间产生了间隙,现在必须寻找一个弥补裂缝的机会。
我的寂寞还有一个原因,半年多以前,那时候我还在省城,刚刚和一个被我当成女友三年之久的女人分道扬镳。她以前总是说,她慧眼识英雄,认为我这样一个C大新闻系毕业生注定前途无量,所以委身相伴,希望我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仙及发妻。让她能不用工作也衣食无忧,周末度假有别墅住,出门BMW代步,白天流连shoppingmall,黄昏走进舒适堡,练完类似于蚯蚓翻跟头的瑜伽以后,洗个澡,喷上点“毒药”,再走进各种稀奇古怪的酒店挑战澳洲的节肢动物或者法国的有壳的软体动物。
然而,我令她失望了。我进了看似日益没落的党报系统,而不是她希望的“时尚、前卫”的“新新”出版物。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些动辄将“评论”说成“解构”,“报道”说成“观察”,“美术”说成“视觉”的论调,这种华而不实的表面功夫,只能骗骗那些带着硕大一个虚荣心的伪“小资、中产”。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标题占了一个版面——“解读周星驰”,通篇看下来,五分之四的内容是照片,剩下就是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所谓独家专访和周星驰作品年表。这叫“解读”,还真他妈毒!
可是那个被我当成女友三年之久的女人就吃这一套,每个礼拜都当作圣经一样捧读这些东西。读完开始教导我,谈时尚一定要说伦敦,巴黎、米兰都是郊区;谈漫画一定要说几米、麦根,日本漫画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得小人书没有区别;最绝的是,一次她跟我说,家里的IBM得换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这是联想收购IBM之前买的,再说联想的质量也不错啊?她说不是,你得换AMD,现在谁还用intel啊!我说你还知道AMD啊,她拿来一本杂志,上面写着本刊编辑部全部使用AMD!
她对我的不长进十分恼火,时常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在党报工作,现在谁还看那种报纸啊!你看人家某某某的男朋友,《新石城画报》的编辑,是名人,上个礼拜卫视访谈节目的嘉宾,下个星期还要去台湾采访马友友呢!我说,干吗要跑去台湾采访呢?人家在台湾办画展啊!我真的怀疑是不是世界变得太快,马友友也开始画画了。我们分手的时候,刚刚传来陈逸飞去世的消息,说实话我的心里有点悲痛,王小波、陈逸飞、黄仁宇这些都是我们大学时代闪亮的名字。可是那个被我当成女友三年之久的女人又在我面前炫耀某某某的《新石城画报》男友:人家下个月去新加坡采访陈逸飞呢!我开始不想理她,最后不耐烦的问了一句:又要大老远的干吗?新加坡是人家环球巡演音乐会的第一站嘛!当时我怒不可遏,本着对艺术,对亡灵高度负责的精神,狠狠的训斥了一下眼前这个没有腰身却整天裹着低腰牛仔裤以为自己是林志玲的女人,然后将她扫地出门,并且指着天空说,新加坡,在天上!
有了这一节,我的启州生活也可以算作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没有了那个被我当成女友三年之久的女人,我的生理和心理上都感到愉悦。虽然偶感寂寞,但我也确定和她无关。在启州,偶尔也会去酒吧泡泡,由于我等不是轻浮之人,所以不会有多大收获。无聊之中,有一天我从启州市公安局门口经过时,突然想起了启州有我认识的人——大学的师兄张朝胜。
张朝胜学历史,比我高一届。我们最初是在一次摄影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中认识的。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数码相机还停留在科研阶段。当我们都拿着学校老师指导购买的海鸥DF到处乱拍的时候。举着黑色美能达α5的张朝胜引起我的注意。记得我当时咽着吐沫凑上去问道:“同学你这个机器好猛啊!”他说:“哈哈,还可以,不过不是我的,我室友的”。聊了会我才知道,这个人叫张朝胜,相机是他室友——一个珠宝商的公子的,他借用而已,不过借用有条件,他必须要替那个珠宝商的公子拍一张照片参加学校里的比赛。后来比赛结果公布了,珠宝商胖胖的公子走上学校大礼堂的主席台,接过副校长颁发的二等奖奖状,而我和张朝胜的名字则出现在英语系女主持人报出的三等奖名单里。Money这个概念,在当时就幻化成照片上的光与影折射到我的心灵里了。其实我获奖的那幅作品,也是借用黑色的美能达拍的。
后来我在篮球场上和张朝胜有过零星接触。不过由于历史系的学生每个学期都要忙碌地在C大各个校区间迁徙,所以我和他见面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属于那种可以对别人说“我在历史系(新闻系)有个哥们”的朋友关系。
最近一次接触是在他毕业前,在学校门口偶遇。谈及毕业打算,他说正尊崇父母之命打算回老家启州报考警察。我当时景仰万分,一来“师兄”这个头衔本来就有令人敬仰的光环笼罩,因此师兄的决定不可必免的会受到晚辈的追捧,二来“警察”这个词,在互联网还不甚发达的时代,还属于受人景仰的概念。
此后再无音讯,也不知道他考上没有。翻看电话簿,上面记着的还是大学时代张朝胜留给我的传呼机号码。看着那一串标志着上个世纪生活节奏的数字,我不禁感慨万分,觉得时光飞逝,岁月蹉跎,甚至莫名其妙地油然而生一种世态炎凉的荒唐感觉。
我向114查了启州市公安局的号码,“2——2——0”号话务小姐落落冰霜的告诉我一个启州市局总机的号码。打过去,总机小姐的语调和她的同行一样冷漠。当我问起你们单位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朝胜”的人时,小姐冷漠的说:“找人啊,我给你转政治部吧!”
当时我对公安机关的机构、建制还没有多少认识,只感觉政治部十分严肃,心想,找个人就转到政治部,太郑重其事了吧。一个浑厚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是政治部组织人事处的一个副处长,一听我问张朝胜,立刻问我是谁。我担心说是大学同学,对方会觉得我无聊,于是我说我是省委党报启州记者站的林秋平。谁知对方一听这话,就说,你等等,我给你转到宣传处。宣传处,干嘛要转宣传处啊!我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电话里已经响起了一阵“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音乐,过了一会,一个外地口音的人接了电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对方考虑了一下,很严肃的回答:“张朝胜由于一些私人的原因,现在已经辞职。”我感到意外,于是追问能不能给我联系方法什么的,对方说他们也不清楚,便挂断了电话。听见电话那头啪嗒一声,我突然觉得身体仿佛被电了一下。
这时候,窗外忽然乌云密布,几分钟后,唰唰地下起雨来。七月的天气,真是谁也说不准,几分钟前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当时,我就站在窗口,呆呆地看着楼下惊惶的人们像老鼠一样在雨水中四处逃窜。
快下班的时候,站长突然来我办公室:“你刚才打电话到公安局问了张朝胜的事情?”
他怎么会知道?我实话实说:“不错,张朝胜是我大学时的师兄,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所以想联络以下。”
站长小心翼翼的转了一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珠:“哦,是这么回事。”
“对,就是这么回事。”我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打了电话?”
“这个嘛……”站长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我做了个愿闻其详的手势。
“嘿嘿,你不是本地人所以不知道,张朝胜在启州本来是个名人,他是开发区分局一个刑警中队的中队长,也是启州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这专家是种称号,启州就两个,实际上是公安局树的典型,类似于劳模、优秀人民警察什么的。去年这个时候,张朝胜突然辞职离开了公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曾经去采访过,不过后来市里面下来协调,要求我们不要报道。”
“为什么?”
“不清楚,不过,刚才接你电话的那个宣传处的副处长曾经拍胸脯向我保证,张朝胜的辞职离开,绝对是出于其个人原因,并非如外界流传的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值得报道的东西。”
“哦,他打电话给你了?”
“对,他和我们业务上有往来,你看我们站里通讯录上有他的名字,他是政法口信息的联络人。”
我看着墙上的通讯录,站长站起来用手指着:“就是他,汪越。”
站长走后,我立刻又打了汪越的手机。可能由于和站长通过电话的缘故,还没等我自我介绍完毕,他就连连打招呼,说刚才不清楚情况。我说打听张朝胜完全是因为他是我师兄,想找他叙叙旧。听了这个,汪越的口气更加客气,最后甚至说,他可以帮我找张朝胜以前单位的人打听他的联络方式。我连声道谢,但是还想问有关张朝胜辞职的具体原因,不过被他婉转地拒绝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按照站长的提示到楼下启州日报社(我们记者站就设在启州日报社内)的资料室查阅了过去几年的启州日报法制周刊。这个周刊是启州日报和市公安局联办的,上面有关于张朝胜工作的详细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了近三十篇文章,警察张朝胜的轮廓在我脑海中逐渐形成了。
最初的一篇报道是五年前的,当时张朝胜是开发区分局解放路派出所的民警。报道的题目是《连抓50名小偷的“神探”》。文章很长,详细介绍了张朝胜怎样深挖线索,连续捣毁3个盗窃团伙,连抓50个小偷的经过。文章开头写道:市局领导对此专门作出了批示,要求重奖有功人员。
接下来陆陆续续十几篇通讯,都是关于张朝胜连破杀人、强奸、飞车抢夺等近20起大案的新闻。我注意到,这时候张朝胜的称谓已经变成了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他提升了?
两年前国庆节,周刊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市公安局授予张朝胜、魏长鸣同志刑侦专家称号》,文章分两段,第一段专门介绍了张朝胜。说他参加工作以来,在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苦练刑侦业务技能,连续破获大小案件10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4人,特别是破获杀人、强奸等重大恶性案件29起,严厉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市局党委研究决定,授予张朝胜同志“刑侦专家”称号。文章说,“刑侦专家”的称号,既是对张朝胜、魏长鸣同志个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启州市全体公安民警的嘉奖,希望以张、魏二人为突出代表的启州公安民警再接再厉,为启州的社会政治、治安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下来的文章都是介绍一些具体案件的侦破纪实。我发现,成为刑侦专家以后,每有大要案件发生,张朝胜都要出来通报案情,介绍侦破情况。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立刻感觉到,这并非偶然,明显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张朝胜被塑造成启州公安的发言人,甚至可以说是代言人。
许多报道都配有张朝胜的照片,有标准照,工作照。但是这和我记忆中的张朝胜完全不同。我真的感觉十分惊诧,人的外貌、气质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而且,一般来说,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是令人可以接受的。比如我这几年陆陆续续见过很多小学、高中甚至是大学同学,他们的变化都十分惊人,有的甚至已经认不出来,但是只要一说,这是某某某,我就会立即感到,噢,原来是某某某啊,变化蛮大的,但骨子里还是那个样子啊。但是,张朝胜变化太让人觉得震撼,就是说,我看了照片还基本能认出他是张朝胜,不过,总让人感觉,即使看得出这个人是张朝胜,也不敢相信他就是张朝胜,真想不通人怎么能变成这样子!
大学时代的张朝胜,又高又壮,皮肤黝黑,健健康康的,留着一头长发,带一副黑框眼镜,在当时,那是很时尚的形象。从警以后的张朝胜,好像消瘦了一半,皮肤发白,脸上过早地出现了很多皱纹,以前飞扬的眼角竟然耷拉了下来,仿佛历经了太多磨难。特别是那篇关于“刑侦专家”的报道上配发的正面标准照,令人印象颇深——一头四六开的短发,苍白得好像漂过的皮肤,深深的眼窝,眼睛炯炯有神却又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皱纹并不对称,右边脸明显多过左边脸,从眼角开始,向山泉一样流淌到嘴边。嘴微张,但看不到牙齿,似乎是在极力掩饰呼吸的动作。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下巴,本来我的印象中他基本上应该是国字脸,而照片上的下巴已经尖得好像我手里的派克笔的笔尖。
这些照片的观感,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组组强烈的对比:如果说大学时代的张朝胜是乐观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是忧郁的;如果说大学时代的张朝胜是健康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是孓弱的;如果说当时的张朝胜睿智的,那么现在的他就显得有点点阴险和狡猾;如果说张朝胜当时的性格是外向开朗的,那么现在的他则好像要把什么都埋在自己的肚子里,那张微张的嘴不仅仅是在竭力的呼吸,更像是竭力的守住所有的秘密!
我把视线从照片上移开,像一个高中生一样机械地转动手里的笔,考虑着下一步怎么办。职业使我保持着严重的好奇心,特别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就改行做行政工作,没有多少新闻采访的所谓“社会经验”,对于这种被“勒令禁止报道”的事情就更加好奇了,何况这关系到我的一个同学,师兄。不过,我仍然严肃而清醒地告诉自己,对于这件事,下一步是了解情况也好,调查也好,并且,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即使是不像如汪越所说,超出了纯私人原因的范畴,也一定要限制在私人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