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一天下午，索姗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事求我。

我要她到正义大街1号院来找我：“我正在值班，有充裕的时间接待你。”

“不，我这会儿没空，公司正在开招待宴会，我走不开，”她似乎很着急，“你还

是快点儿来好，这事必须得今天谈。”

今天必须谈？我抬头一看石英钟，已经是4点半，她分明是在要我马上出动。

“到哪儿找你？”我问。

“百灵饭店，二层的西头，中餐厅，”她意识到表达不够准确，忙又加以纠正，

“不是餐厅里面，是在门外的过厅里，我在这儿等着你。”

索姗这样急，肯定有要事要说。已是临近下班时间，得到队长特许，我提前出来，

立即去了百灵饭店。

我跑上二层，见索姗正坐在过厅的沙发上发愣，表情沉郁得很，不见一丝笑意。

“我有难处，想向你咨询咨询……”坐定之后，她低沉地说道，“你说，生活中为

什么没有个道德法庭？上司如果无视女性的尊严，总是口出秽言，举动无礼，由谁来管？

法院、检察院，还是你们公安局？”

我听出来啦，原来她是在为遭到上司的非礼对待而苦恼。她的上司是谁，是戈里奥？

我操着官腔向她宣讲：“无礼的侮辱性举动属于流氓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如

果在违背女方意志的情况下强行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行为，违反刑法。受侵害的一方

只要发出求援，我们公安部门就可以过问。”

“拥抱、抚摸、亲吻，要知道，这是顶头上司对他的下属，这能算是什么？”

她头一扬，把垂在右耳边的长发甩到了背后，带着满面愠气，“实在让人没法儿忍

受，可人家还把这解释成为一种亲近姿态，一种正当的礼节！”

“中国哪有这样的礼节？”

“难道你忘啦？戈里奥是法国佬。”

我颇为不平，联想起美国一桩抗议性骚扰的事件，开导着她：“美国斯坦福大学医

学院的神经外科教授弗朗西斯·康莱女士，为抗议性骚扰，向报界发布了一份辞职的公

开声明。”

“可我不是教授呀，只不过是个地位卑微、受人驱使的小小雇员，只能费尽心思找

借口，婉言拒绝。这你还不懂？得罪雇主是万万不成的，我得保住这份得来不易的工

作。”她把脸仰起，望着天花板，失望地叹了口气，“唉，我还想借着戈里奥的关系，

日后能到法兰西去闯荡一番呢。”

我对他颇为同情，问：“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样的关切纯属于一种姿态，毫无实际意义，对这类染有桃色的人际纠纷，我们刑

警恐怕只能是无所作为。

“我懂，不发生恶性事件，你们警察是不便插手的。”索姗表示了对我的谅解，表

情略显轻松，“不瞒你说。我还有个支持者呢，得力得很，你猜是谁？”

这个提问实在难于回答，可我又不能冷了她，好在是随便交谈，就顺着她的意思说

呗。

“一猜一准，”我假装思索一阵，自信地答复她，“准是有个忠诚于你的小伙子，

时时刻刻在守护着你，对吧？”

“你认为是我的相好？喔，倒是有一个，不过，他也只能是看着我的难处干着急，

使不上劲儿。”她秀眉一挑，郑重得很，像是在公布一项重大新闻，“告诉你吧，我的

支持者是戈里奥夫人，她可是个大大的好人，仁慈宽厚，通情达理，对我的困难处境非

常理解，总说她丈夫不正派，一向爱把花惹草。她还几次替戈里奥向我道歉呢。”

我越发不明白她这次“报案”是何意图：“你到底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一言难尽呀，得一层一层地慢慢说……”这时，索姗似乎发觉到了什么，突然挺

起身，“对不起，我得进去关照一下。”

说着，她小跑着进了中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