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没有，我连他的落脚地都不知道。我找遍了整个城市，都没找到他。你到底想说些什么？”

    他在桌上的纸堆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他要找的东西。“这是早上送过来的。

    “昨天傍晚有一个名叫西蒙·古德里奇的律师，到西十街第六分局去，他接受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委托，带着刚申请下来的法院保护令，禁止你接近他的当事人，而且——”

    “禁止我？”

    “而且他要向警局报案，控告你之前的行为。”

    “什么行为？”

    “根据莫特利的说法，你到他住的哈定旅馆去，威胁恐吓他，动手动脚警告他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他松开手上捏着的纸，那张纸轻轻地滑落到凌乱的桌面上。“你却说这种事根本没发生过，你根本没去过哈定旅馆？”

    “我当然去过那家旅馆，就在巴洛街和西街的转角。多年以前我在第六分局任职时，早就知道那个地方，那时我们总是习惯称这家旅馆叫哈弟。”

    “那么你是去过罗？”

    “没错，但不是昨天。我曾经挨家挨户查访他的行踪，应该是星期六晚上吧，我还把他的照片拿给前台值班的人看。”

    “然后呢？”

    “然后什么结果也没有，没看过，不认识。”

    “之后你再也没有回去吗？”

    “回去干吗？”

    他身体前倾，捻熄雪茄，然后把椅子往后推，仰靠墙上，双眼盯着天花板，说：“你想想看结果会怎么样吧？”

    “洗耳恭听。”

    “这家伙提出申诉，他现在有法院的保护令、有律师、什么都有，说你推他，对他动粗。然后第二天你出现了，那副模样好像昨天摔下了楼梯。这次轮到你来控告他，只不过你是在半夜受伤，在曼哈顿的什么狗屁亚特尼街，既没有证人，没有出租车司机，也没有医院记录，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清查出租车的路线资料，也许可以找到那辆出租车。”

    “对啊，我可以查路线资料，可以派二十个人来办这个案子，好像这是国家大事一样。”

    我默不作声。

    德金继续说：“十二年前他为什么在法庭里大放厥词说要向你讨回公道，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

    “他是个神经病，他做的事不需要什么道理。”

    “对啊，没错啊。但那时让他觉得他有道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把他送进牢里，这就是理由。”

    “以他未曾犯下的罪名把他关进牢里？”

    “对啊，所有的犯人都自称是无辜的，你应该知道这个。”我说。

    “没错，有罪的人终究是逃不掉的。那家伙说你陷害他，对吧？他根本就没有开过那几枪，他从来就没有枪，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栽赃。”

    “按他的说法，他根本就是无辜的。你不觉得奇怪，当你承认有罪时，竟然还能坚称这种可笑的立场。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

    “嗯，到底是不是栽赃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好奇。”德金说。

    “当然不是。”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