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里的人没找到我，我倒是在半小时内恰巧打电话回去才听到她的留言。我与她谈过后，找了位可信赖的警官一起到她公寓。在伊莱恩的协助下，我们一起替那个倒霉的家伙穿上衣服。他穿的是三件式西装，我们替他整理仪容，打好领带，系上鞋带，扣上袖扣，一人一边将他扛在肩上，架到货运电梯。大楼的服务人员刚好推了一辆货运车等电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朋友酒喝多了。我想他一定不相信，因为我们拖着的分明是一具硬梆梆的尸体，完全不是酒醉的模样。但他知道我们是警察，而且他也记得马德尔小姐塞给他不少的小费，所以就算他有任何疑虑，也会自己留着。

    当时我开的是局里的车，一辆没有警局标志的普利茅斯轿车，等我将车驶到货物出入口，再把那位断了气的律师塞进车里时，已过了下午五点。我们穿过华尔街车流之后，大部分的商店已经关门，大家都下班回家了，我们把车子停在戈登街附近一个小巷子口，距离律师的办公室大约三条街，把他丢在巷子里。

    他的记事本当天的日期下面写着“三点半，E.M①”，看起来已经够隐密了，所以我把记事本放回他胸前的口袋，然后检查他的地址电话薄，发现伊莱恩的电话地址并非列在“马德尔”之下，而是只以“伊莱恩”的名字记录在另一个字母之下，我原打算这一页撕下，但又发现他整本薄子里到处都是没有姓氏女人的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将这些无谓的烦恼加诸于寡妇身上，所以我把地址薄收回口袋里，事后再丢弃。

    他的钱包里有不少现金，将近五百美元，我和帮忙的警官平分了那笔钱。我想，不妨让事情看起来像是我们的律师朋友遭到洗劫。而且就算我们不拿这笔钱，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也会拿走，看在我们这么辛苦搬运的份上，这钱理当属于我们。

    我们没引起旁人注意，从容离去。我直接开到格林威治村，请我的伙伴喝了几杯，然后不动声色回到总局，等辖区巡逻警员去发现那具尸体。法医虽然注意到尸体并非处于第一现场，不过死亡确实是出于自然原因，他们也就此罢手，并未兴风作浪一番。那位花花公子死得光明正大，名声未遭污蔑，伊莱恩避开了大麻烦，我也顺理成章当个英雄。

    这个故事我在戒酒协会的聚会上讲过好几次，有时听来是个好笑的故事，有时却完全相反。我猜，这要看怎么讲和怎么听。

    伊莱恩住五十一街上，介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在一幢六十年代早期城内到处兴建的那种大楼的十六楼。门房是西印度群岛黑人，肤色非常深，姿态优雅，体格健壮。我向门房报上伊莱恩和我的名字，等他用对讲机询问。他一边倾听对讲机一边打量我，向对讲机说了几句话之后又侧耳听了听，最后将话筒交给我，他说：“她要和你说话。”

    我说：“我来了，到底什么事？”

    “说几句话。”

    “你要我说什么？”

    “你刚刚提到一个烧断保险丝的人，那人叫什么名字？”

    “这算什么，考试？你认不出我声音了吗？”

    “对讲机把声音都扭曲了。好啦，让我高兴一下。那个烧断保险丝的家伙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他是个办专利权的律师。”

    “好吧，我和德雷克说话。”